核心提示：在文化传统方面，标准羌语及羌族拼音文字可被视为羌族认同下新的文化传统﹑新的社会需求。尤其在2008年羌族遭受巨震之灾后，羌族民众更珍惜关心自身民族语言文化的存续。而只有推广标准羌语，以及与之配合的羌族拼音文字，羌语才能成为一种活生生的语言，其它羌族文化也才能得到依托与发展。

2008汶川等地地震之后，许多社会公益与人道救援团体纷纷进入川西地区，进行多方面的救援与灾后重建工作。同时许多基于各学科专业——建筑﹑地理﹑环境科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的学术团队也动员起来，深入灾区从事科研，期望以学术知识来尽速抚平此百年巨变造成的创伤。《持颠扶危——羌族文化灾后重建省思》一书，便是其中一个学术团队的调查研究工作成果。这个学术团队，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为首，结合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以及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参与的课题组成员，有民族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

在序言中，执笔者指出，“由于缺乏对羌族文化现况的系统普查和评估，目前保护工作只能停留在保护原则层面……缺少具体方案细节，几乎是各灾区羌族文化保护的一个通病。”这的确是一针见血之论。因此，该书序言称，“全面梳理总结羌族语言﹑文化保护的现况与发展困境，反思困境的出路并提出有深度的评估报告和方案措施，显然是当务之急。”此说明了团队的组成背景，以及其工作目标。在这样的背景及目标下，该研究团队在2009年2月1日抵达成都，5日分组到茂县﹑马尔康﹑汶川等地进行深入调查访问，2月10日返回北京。另有一组学者在2月12-14日间到北川进行对许多单位与个人的专访。《持颠扶危》一书，便是此团队近半个月羌族灾区的调查研究成果。

首先，在如此短短的调研时间里能有此成绩实令人讶异；但若注意此调研团队的构成，便不会为此感到惊讶了。原来此调研组成员不乏过去曾长期从事羌族社会﹑语言﹑文化研究之学者，如社会学者徐平﹑语言学者黄成龙与人类学者张曦等；后二者，本身也是羌族。与此团队协同考察的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更有一代代的学者如李绍明﹑刘辉强﹑李星星等数十年来在羌族田野中深耕。更重要的是此研究团队得到各级地方机构﹑团体之关键羌族人士，如省民委的周发成，羌族学会的杨光成﹑张善云，阿坝师专的陈兴龙等先生的帮助。在如此 “里应外合” 的情况下，此调研成果自然十分可观。

读了此书，我百感交集。过去多年来我曾在羌族地区作研究，因此震灾发生后一年多来，我接触过许多从事救灾及羌族社会文化重建的个人与团体。对我而言这是全新的经验。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当重大灾难造成许多的个人﹑社会﹑文化受到严重创伤而需救治之时，我们（人文及社会科学学者）才突然觉得自己对人﹑社会﹑文化的认知是如此贫乏，或感于学术认知对社会现实竟如此无能为力。譬如，灾后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同意，我们要“抢救羌族语言﹑文化”。然而要抢救什么样的羌族语言﹑文化，其具体内涵为何？以及要如何抢救？平日追求前沿理论及努力将论文发表于“核心期刊”的学者们，仍然多半是在刻板的文化概念及通俗的少数民族意象下，提出并执行种种的羌族文化抢救计划，其结果是将活生生的“文化”物质化﹑观光化，并让民族文化从一般民众的生活中剥离。

文化脱离不开生活，因此文化也难免随生活条件﹑外在环境改变而变迁。以羌族的释比（端公）文化为例，它存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中。因而即使今日我们能找到精通仪式﹑经文的老释比，也能说服一些中青代羌族来学习﹑传承释比之术，但仍不表示此文化便从此得到保存与抢救。事实上，被保存下来的只是旧文化的外壳，在此外壳下是新社会情境下的羌族文化再创造。值得深思的是，谁参与或主导此羌族文化的再造？若释比文化要靠观光演出来维持其传承，那么，此羌族文化又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什么样的羌族意象？因此我认为释比文化如同许多羌族文化一样，这些“传统文化”值得在各级学术及文化机构中被记录﹑整理﹑研究﹑保存，但它们在新的时代社会情境中逐渐消逝是无人能阻挡的趋势。相反的，因其所依的社会情境并未消失，有些文化传统却在羌族村寨中维持着。譬如，只要各沟各寨人群间的区分仍然重要，各有特色的羌族妇女服饰便会是活生生的文化传统。

羌族文化，与其它民族文化一样，部分表现在本民族知识精英对本土文化的研究﹑书写与展示上。本书指出，许多羌族民间组织发展困难；地方政府常将大量文化保护资金用于硬件建设，民间文化人士有本土知识﹑构想与热忱，但却无钱做事，如本地羌族学会发刊的每年一期《西羌文化》杂志，常因缺乏资金不能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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