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经跟我说，如果你不当兵到北京，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出远门。事实上，父亲这一生走的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北京了。

父亲是1983年春天第一次到北京的，那时候我还是个新兵。父亲到北京看望我，背着一个黄挎包，里面装了40斤苹果；另外还提了一个兜子，里面装了30斤花生米。那时候通信不发达，连队没有直拨电话，父亲跟我最快的联系方式就是发电报。父亲嫌麻烦，提前没告诉我，拿着我写给他的一封信就上路了。

我们家乡不通火车，父亲乘坐100多里路的长途车，到烟台买了一张无座票，站了14个小时来到北京。

父亲出了北京站，把信封给一个三轮车夫看，说，我要到26支局新卫楼。所有的三轮车夫都摇头，说不知道新卫楼在什么地方，父亲当时懵了。这时候，有个当兵的经过，父亲看到当兵的，像见了救星一样，跑过去拦住，拿出信封向他问路。当兵的也不知道信封上的地址，他启发父亲，说你儿子的兵营在什么位置？周围有什么建筑物？父亲想了半天，想起我有一封信中说，兵营距离全国农业展览馆很近。当兵的就建议父亲直接奔农展馆那边，到了那边再打听路。

当兵的把我父亲送上了一辆开往农展馆方向的公共汽车。父亲到了农展馆后，眼前一亮，他看到了农展馆对面的外国驻华大使馆了。父亲心里怦怦跳，他知道我就是外事警卫部队的，急忙跑到大使馆门口向哨兵打听路。站岗的兵说，还远着呢，朝北走吧。

父亲心里踏实，父亲不怕路远，就怕没有目标。

父亲就朝北走，沿着一个个插着外国旗帜的大使馆，一路走一路问。后来，他就看到一个兵营大院，有当兵的在训练。父亲跑过去询问，队伍中一个兵当即向排长报告，说通信员的父亲来了。排长就打发那个兵帮助我父亲拎着包。这个兵刚上了楼梯，就喊叫我的名字，衣向东——通信员——你父亲来了！

我当时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刚要转身走开，这时候父亲从楼梯上走来了，站在那里傻傻地看我，一脸微笑。我一下子愣住了。

父亲的肩膀被沉重的包裹勒出血了，可他因为急着走路，竟然没有感觉到疼。第二天，他的肩膀肿起来，不敢动弹了。

父亲后来多次回忆起这件事，他感慨地说，也怪，那时候北京站看不到一辆出租车，要是有出租车就好，你看现在北京满大街的出租车，你只要说个地方，就能把你送过去。

父亲两年后再到北京的时候，是从北京站打出租车直接到兵营的。

其实所谓的新卫楼，只是一栋三层高的楼房，属于邮政26支局分管的范围，紧靠东三环，在长城饭店的正北边，跟长城饭店只有一墙之隔。1982年的时候，新卫楼是附近最高的一栋建筑，再往南边，就是全国农业展览馆，也只有四层楼高。那时候东三环路上的车辆也很少，尤其到了晚上8点钟后，十几分钟才有一辆车驶过去。我们新兵班长竟然带着我们在三环路上训练齐步走。但是几年后，周边就有长城饭店、亮马河饭店、昆仑饭店、兆龙饭店等一大批五星级酒店矗立起来。如今的燕莎商城，就是在当年的一片玉米地上建造起来的。

在将近30年的岁月里，父亲频繁往返于北京和胶东那个偏僻的村庄之间，从没间断过。我是父亲最疼爱最引以自豪的一个孩子，过去他很少关注北京的天气，但自从我到北京当兵了，父亲每晚必看天气预报，了解北京的天气情况。父亲的心多半被牵扯到北京了。

父亲每次到北京都要感叹一番，感叹北京变化太快了。

当然，我的家乡也在变化。最初父亲坐火车到北京，后来改乘豪华大巴车了，因为高速公路一直修到我们家门口。豪华大巴车的座位可以起降，像卧铺一样。父亲说，这车既方便又舒服。父亲也配上了手机，随时都可以跟我联系了。有一次他乘坐大巴车，快到木樨园长途汽车站的时候，才给我打电话，说你开车到木樨园接我吧，我马上就到。

快速发展的通信和交通，让我和父亲的距离一天天拉近。

有一次，父亲无意中说，他到北京什么车都坐过了，就是没有坐过飞机。5年前的一天，我专门回老家接父母到北京，给他们买了飞机票。飞机在蓝天白云之上的时候，父亲的脸紧紧贴在窗户上，看着雪海一般的白云，嘴里不停地发出“哎哟”声，一脸的激动。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

父亲后来对我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做梦也不敢想今天能够坐上飞机，能够坐上儿子的私家车。

这些年，父亲一天天老了下去，但他隔三差五还要往北京跑。他说趁着身体还能动弹，多到北京看一看，等到两条腿拖不动了，就是想来也来不成了。

这些日子，我总在想，什么时候接父亲到北京看看“鸟巢”和“水立方”呢？父亲看到奥运后的北京，一定又要发出很多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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