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瞩目的今天，人类似乎在都在责怪自己曾经对地球环境的所作所为，对后代子孙感到愧疚。那么，如果我们全都绝育，成为地球的最后一代人呢？我们就无需再小心翼翼地保护地球环境，而是可以尽情肆虐，一路狂欢走向死亡。但这是不是明智的选择呢？我们到底该不该绝育呢？彼特·辛格从哲学的角度辩证地阐明他自己的观点。

你是否曾想过要生个小孩？如果是，是什么因素影响你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因为生小孩对你、你的另一半、还有其它跟这个孩子有亲密关系的人，如你已经拥有的校友或你的父母有好处？对大多数考虑生孩子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主要问题。

可能也有人考虑到，将近七十亿的人口已给地球环境带来难以承受的重担，再添个小孩，会加重其负担，这是否可取呢？但极少人会问，让小孩出生，是否有利于小孩本身呢？对大部分想到这个问题的人来说，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想，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担心小孩出生以后的生活将会极度困难，比方说，他们的家族存在某种生理或心理上的重病病史，但该病却无法在产前检查出来。

这些都暗示着，在我们看来，把一个可能无法拥有健康幸福生活的小孩带到世上，是错误的，可我们却往往没有想到，孩子可能拥有健康幸福的生活，是将孩子带到世上的原因之一。哲学家们把这种难以解释的情形称为“不对称”现象。但是与其了解别人已经做出的解释和弄清楚那些解释为何没有说服力，我倒想提出一个相关的问题。

生活该有多好，才算是合乎情理地把小孩带到这个世上？在具体不知道小孩是否患有严重遗传病或其他疾病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中的大部分人的生活标准是否足够高，是否能让人们毫不犹豫地做出生孩子的决定？

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认为，即便是对人类而言可能是最美好的生活，我们也为了目标而奋斗，可目标一旦实现，也只能带来短暂的满足。新的欲望会让我们进一步做无谓地挣扎奋斗，而且这种循环会不断重复。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在过去的两百年间没有什么支持者，但最近出现了一位：南非哲学家大卫•贝纳塔（David Benatar）。他出版了一本书名颇引人注目的佳作：《从不出现更好：存在的坏处》（“Better Never to Have Been: The Harm of Coming into Existencee”）。贝纳塔的其中的一个观点借用了上述提到的“不对称”现象。贝纳塔争辩道，让某个可能受难的生命出生，就是害了那个生命，但是让某个可能享受美好生活的小孩出生，也不就是对他/她好。几乎没人会认为，让无辜的小孩承受痛苦是对的，即使那是我们能将更多的小孩带到这个世上的唯一办法。然而，每个人都会承受不同程度的痛苦，如果人类继续繁衍，我们能确信，将来有些小孩会遭受极大的苦难。因此，继续繁衍将严重伤害某些小孩，也没有让其他人受益。

贝纳塔也争辩道，人类的生活状况通常比他们想象的差得多。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填不满的欲壑上，而那些我们大多数人都能获得的偶尔的满足感，远远抵不过长期的消极状态。在贝纳塔看来，如果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况还过得去，那是因为我们受到盲目乐观主义的误导。盲目乐观主义得以形成发展，是因为它也许曾帮助过我们的祖先们存活下来，但它始终只是一种幻想。如果我们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生活，就会看到，我们的生活不该成为让其他人受伤害的源头。

这里有一个思维实验，能测试我们对上述观点的态度。许多很有远见的人都非常关注气候变化。有些人不再吃肉，不再飞到外国度假，为的是减少碳的排放量。但是那些受气候变化伤害最深的人尚未出生。如果未来不再存在人类，我们现在该感到愧疚的东西，就会少了很多。

所以，为什么不让自己成为“地球的最后一代”呢？如果我们都同意绝育，那么我们将不需要再做什么牺牲——我们将一路狂欢，走向灭亡！

当然，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绝育是不可能的，只是想象我们会这样做。那么，这种设想会不会有错呢？即使我们不像贝纳塔那样悲观地看待人类的生存状态，我们仍然会支持这个观点，因为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过得更好。首先，它使得我们不必为了后代子孙而愧疚现在所做的一切；其次，它也不会让任何人过得更差，因为已经不存在其他会过得不好的人。

存在人类的世界是不是会胜过没有人类存在的世界呢？且不说我们对其它物种的所作所为，这说不清楚。假定我们就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世界和一个不存在任何生灵的世界做个选择。并且还假定，这里我们得像哲学家常做的那样进行虚构假设，我们每个人都同意不再给世界增加任何小生命。那么，没有人的权利会受到侵犯，至少，活着的人类的权利就不会。那么，那些尚未存在的人类是否有权利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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