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中关园的短暂居住

与清华大学一街之隔的就是北京大学了，两座中国顶级的高等学府分列在中关村大街的两侧。对于中关村大街来说，街东的清华大学是这条街里的大哥哥，而街西的北京大学就如小弟弟，它是这条街里的新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才从城里搬到了当时还是西郊的中关村地区。1952年“院系调整”，钱钟书与杨绛两人都调任文学研究所外文组任研究员。当时文学研究所编制暂属新北大，工作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钱钟书调到文研所后即着手编撰《宋诗选注》。

钱钟书既然已经调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就不能再在清华大学的教工宿舍居住了，于是这年的10月16日，钱钟书一家从清华大学搬到了新北大。当时钱钟书一家住在新北大的中关园，中关园是北京大学搬到西郊以后为教职员工新建的宿舍，就位于北大东门对面，对着校内理科楼群。据杨绛回忆，中关园新建，还没有一点绿色，阿瑗陪我到邻近的果园去买了五棵柳树种在门前。温德先生送给我们许多花卉，种在院子里。蒋恩钿夫妇送来一个屏风，从客堂一端隔出小小一间书房。他们还送来一个摆饰的曲屏和几盆兰花将这座小屋装扮得极富情致。而钱钟书则称新家的小书房是他的“容安室”或“容安馆”。“容安馆”听来好像很大的样子，其实整座住宅的面积才75平方米，杨绛说，由屏风隔出来的“容安馆”仅仅“容膝易安”而已。

■在东四头条1号短暂居住三年

在中关园居住没有几年，钱钟书又要搬家了。1959年文研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随之这年5月，钱钟书一家迁居到位于东四头条1号的文研所宿舍。东四头条位于老外交部西侧，西起东四北大街，原东段在延福宫后身通过。明朝胡同属思诚坊，称头条胡同，清朝属正白旗，沿称头条胡同。1949年后称东四头条。 “文化大革命”中曾改称红日路头条，后恢复东四头条之名。1969年因建设外交部大楼，胡同被截断。

文研所宿舍里钱钟书家的房子比以前更小，据杨绛回忆，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物。钱钟书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都住在另外的三间房里。

■干面胡同的旧居

干面胡同离东四头条不算太远，钱钟书一家在东四头条居住了短暂的三年多时间就搬到了干面胡同。干面胡同东端与禄米仓胡同相接，是从禄米仓运输禄米的必经之地。每日里从干面胡同经过的大车源源不断。旧时没有现在的柏油马路，全是土路，每当车马行走，尘土飞扬，居民戏称为“下干面”，久而久之，胡同就得名干面胡同。干面胡同15号，是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高级研究人员的宿舍，这是1961-1962年新建的砖混结构楼房。1962年入住，共有29户（当年还有两套未入住）。住户中包括了金岳霖、钱钟书等一级研究员，还有部分副研究员和若干高级行政干部等。

杨绛在《我们仨》中回忆说，他们一家是1962年8月14日，迁居到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他们的新家有四个房间，朝南三间，中间是客厅，沿墙放书橱。东边一个套房是钱钟书的卧房兼书房。西边临阳台的一间是杨绛的卧房兼书房。几年之后，钱钟书的女儿结婚，女婿住进了他家。朝北西尽头房间是女儿和女婿的新房，和杨绛的卧房相对。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一个阳台。他们还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离开北京，在河南“五七”干校

河南“五七”干校是钱钟书一生中一段抹不去的岁月，1969年，钱钟书离开了北京，下放到河南。一年之后的1970年，杨绛也被下放到这里。杨绛被安排在菜园负责看守菜园。杨绛所在的菜园离钱钟书工作和住的地方不远，钱钟书此时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短暂相聚。两人时常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杨绛，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为他们艰苦的下放生活增加了生活的乐趣，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 1972年才结束。

钱钟书、杨绛夫妇获得了自由后，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浪费了10年的光阴，钱钟书夫妇俩决定整日闭门不出，沉入到自己的学问事业。1972年3月，钱钟书开始创作他毕生的杰作——《管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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