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2月17日 04:56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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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新文艺转型时期，鲁迅顶顶难得的态度，是他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基于他对自己的能量的把握，也基于他对民国时期整体文艺生态的清醒认识。他在盛名之际几乎放弃短篇小说，他看清长篇小说的内在规律，从未轻率染指。他始终主张新文学的首要的功课，是老老实实翻译经典，所以身体力行，联合同好，以日文与德文译介外国的作品。虽然他从未去西欧亲眼瞻望文艺复兴以降的经典绘画，但以惊人的直觉，他知道，在当时落后纷乱的中国，在美学渊源完全相异的文化之间，富贵而庞杂的油画艺术，难以在当时的中国开花结果。他敏感到相对简易的木刻，能够直捷移取欧洲绘画的部分经验。这和他一开始就留心弱小民族的短篇，适合师法，言说本土的真实，是一个道理。和五四一代许多激进的、沉醉于宏大命题、宏伟计划、喜欢大肆声张的启蒙者不同，鲁迅向来姿态很低，动作审慎，对自己，对别人，都要求从小型的、简易的事情做起，一步一步来。他懂得那么多，可是每件事都是认真仔细弄好了，只拿出来一点点。

出于非凡的文化自觉，鲁迅既不相信中国古代经典还能作为新时代文艺的资源，也从未以世界主义、以他一贯健康明朗的西化立场，乐观预言西洋艺术在中国的前景。在他大量写给画家的私信中，他偶尔提醒这种不可把握的文化感，譬如油画，他说中国连美术馆也没有，不见真迹，学油画，只是在“摸黑弄堂”。他欣喜于木刻青年的成绩，但从未真的满意过，始终悬着高的标准，时时指出其中的幼稚和浅薄。他谈及自己的小说，青年的木刻，只看做小把戏，假定是在试验的、过渡的阶段，在推介与评价时不说半句狂妄的话，这不仅是谦虚，而是，他真懂艺术。

——陈丹青：《鲁迅与艺术》，原载《南方周末》2011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