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命留在自己制造的伤口里”
摄影的本质是战胜恐惧
东方早报:你的第一组《可承受的(The Bearable)》并没有明显的作品意识。从《可承受的》到《蜜蜂(Bees)》,从拍自己到拍别人,心态上有什么不同吗?
陈哲:《可承受的》是我的个人史,从2007年开始持续至今,记录了在我全无作品意识的情况下的情绪外溢。这个过程中,摄影于我的本质即是战胜恐惧,而《蜜蜂》作为一种延展的肖像,展现出摄影师本人与被拍摄对象之间共通的特质。所有蜜蜂都是我的延伸,也是彼此的延伸。
两者的不同在于《可承受的》是绝对即兴的结果,它的拍摄并不以创作为目的,好多东西一股脑流出来,烧得劈里啪啦,烧完就没了。而《蜜蜂》尽管延续了这一“令人瞠目结舌的主题”,但做事的方式与节奏都是经过考量的,在我的行为空间内。它是一个被“安全”计划过的令人“不安”的项目。
在《可承受的》的阶段,我最常想的是自己该怎么生活,自戕之外,我以何度日?《蜜蜂》让我意识到自己只需要跑出去,与人说话,接纳说话的人。
东方早报:请介绍一下这次展出的系列《蜜蜂》。
陈哲:《蜜蜂》这个题目源自维吉尔评蜂。当面对生命中的混乱、暴力、疏离与无可避免的失去时,“蜜蜂”选择在自己的身体上留下痕迹,以此确认并保存诗意的心。在与他们交换故事的过程中,我与自己没能做到的和曾经努力过的可能性相遇,并感动于人们是如何执拗地对激烈的情绪做出反应,又如此不懈地复原自己。无论各自的生活多么不同,但我们确定无疑地共享了相同的情绪。
《蜜蜂》意在敲击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刻板认识,而不是提供插图式的印证:他是一个人,不是一类人;他不能被社会演练出的公式所预期。尘埃落下,有人挥手弹开,认为不值一提;有人将它们全部吸收,布满身体。在感到困惑的时候,“蜜蜂”们选择“把生命留在自己制造的伤口里”,以度过生活中的坎坷。
对展现人之为人的责任感
东方早报:《蜜蜂》的创作应该是成体系的,从前期调查到个体接触,能否大致说一下你整个的创作方法是什么?
陈哲:拍摄开始前,我花了半年时间学习,准确地说是重拾如何与人沟通,同时在网上做调查、发邀请信。信首把自己和盘托出,附上《可承受的》作品链接,简述我对自伤的认识,最后邀请对方参与拍摄。回国后整理名单,确定城市和路线,与每位“蜜蜂”共同生活一段长短不定的时间,其间进行零散的拍摄。
我希望作品第一眼看上去是关于秘密和情绪的,同时它富有揭示性的信息,像是为无法回答的问题所列的目录。观者始终无法亲面影中人的表达,他们看到的只是照片,读到的只是字。怎样才是对人之为人的精彩概括?我对这种展现有一种责任感。同“蜜蜂”们相处的时间有限,我生怕做得表面了,浪漫了,类型化了。但如果时间上毫无节制,我能做到持续地给出正面信息,同时保持平衡吗?如何能穿越对方而又不互相混合呢?
东方早报:“蜜蜂”们恐怕都很敏感,拍摄时你如何与对方沟通?
陈哲:同陌生人的会面往往是从交换个人信息开始,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来此何干?而后再通过交谈进一步了解对方。与这种由浅到深的交往相反,虽然我是一个彻底的外来者,但最先接触到的是“蜜蜂”们的精神根基。相机不是我的护照,共享的历史才是。不要像疯了似的拼命想解决,或是试图用关爱消除一切隔膜,接近的方式有时是保持距离,甚至是保持沉默。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与他们共度一段时间,分享生活里琐碎的温情,这些都比照片重要。
“我是摄影师也是共情者”
东方早报:当你看到“蜜蜂”们自伤时,你内心有没有一种道德挣扎?在有摄影镜头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刺激”他们把自伤作为一种“表演”?
陈哲:对于摄影师传达出的讯号他们有着天然的敏锐,你是在猎取,还是尽可能地做到与日常平行,其差异不言自明。要说切肤的、“第一现场”式的表达,我早已通过《可承受的》说够了。因此无论是我的出发点,还是蜜蜂们的状况,都不存在能让我感到“道德挣扎”的因素。
我唯一目睹的一次,女孩F当着我的面要下手。当时的我首先是个摄影师,同时也是个共情者,在她身边时又似个倾听者,三重身份的交叠令我困惑该以什么立场回应她。F于是为我打了个比方:“(感到)虚无和自毁的关系就如同口渴和喝水。你小的时候,渴了就要喝水;但长大的你渴了不一定喝水,喝水也不一定是因为你渴了。不要为这件事赋予它本身并不存在的情节性,没什么大不了的。”末了她一步步做她想做的,我们一起清洗血迹,还出门买了夜宵,拍照反倒是最后才想起的事。我将这段经历视为两个相互开放内心的人共同成长、建立内心秩序的过程,其指向是向上的。
东方早报:你的照片里有一些直面伤疤的特写式的画面,镜头离对象很近。后期的照片开始出现大环境,人物反而变得渺小,甚至会“消失”(出现很多空景)。这种距离感的变化是否出于个人心态的变化?
陈哲:《可承受的》因为是自拍,而我又少用快门线,受相机限制很大,最远只能从一胳膊外的距离拍,对于比这再远的东西我也不感兴趣。当时总是一个劲地“往里”看,《蜜蜂》较之要明显开放、宽容得多。伴随着接纳他人我学着去更好地接纳自己,凝视的密度变大,眼前出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自伤的原因很复杂
东方早报:摄影最初好似是以一种“解药”的角色出现在你生活里,你自己也提到了“希望作品像是为无法回答的问题所列的目录”。在这些影像的积累中,你对于自伤这一课题,有没有得到一些答案和感悟?
陈哲:小“病”说不大,大“病”不能说,一说就小了。很多人之所以不愿谈论自伤,是因为尽管痛苦千真万确,可一旦跑进世界的对话里,本意反而丢到不知哪儿去,被弄得很脏。我从来避免使用“治愈、出口、解药”,这类词默认了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你无法确定它是一开始就在那儿,还是事后为了方便理解才被赋予的。
在拍摄《蜜蜂》的后期我见了一位心理学家,那次长谈对我的启发很大。我问她,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我始终无法回答自己。她说:“你是对的,原因从未有过,答案栏上的空白就是答案。想像你的个人史是一条时间线,从A到Z。最开始的原因,假设是童年伤痛,我们称它为A,你慢慢长大,出现了B,又遇到了C、D、E等等,X、Y是离你最近的原因,它们一起塑造了现在的你,Z。若你把从A到Y中任何一个原因单独揪出来,都是对其他所有原因的不公正,你忽略了它们确实发生过;也是对那一个被你揪出来的原因不公正,因为你把一切都降罪于它。”
我可以举出一大串理由来回答为何自伤,但没有一个是真的。一切所谓的“异常”,都无法也不可能被归咎于某个特定的成因。正如我们无法从化合物中分辨出形成它的物质,人的心理构成并非点对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连串的交互反应:因果互为因果,此层影响彼层。“正常”也许是比怪异更私密、更主观的概念。自伤可以被理解为面对存在本身的过于诚实,诚实到无处可往,诚实得令人别扭。它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疾病本身。
◎ 人物简介
女,1989年9月18日生于北京,毕业于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摄影与图像专业。在过去四年里,陈哲以影像记录了自己与他人的自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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