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心性 书圣流韵

2011年12月05日 07:40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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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乱帖》（局部)

　　《孔侍中帖》

陈麦青

一、 《丧乱帖》

这也许是现存王羲之传本诸迹中最好的一件。

先从内容看去：一开始“羲之顿首”四字，大概缘于常礼，故尚具仪态；从“丧乱之极”起，因叙述先人之墓惨遭荼毒，心绪悲愤，手下的起伏开始明显，笔速也随之加快。到了“号慕摧绝”以下三句，已经是痛彻心肺的高潮，于是一句比一句潦草，“肝”字右半“干”部体势的瞬间失衡和最后竖笔随势任下的出锋，两个“痛”字一个比一个加大、动荡，以及“奈何”连写中笔速越行越快、笔画越变越细所反映的笔尖几欲离纸的状态等，无不真切地再现出其当时悲恸之极的“不知何言”和几不自持的“临纸感哽”。至“虽即修复”，似略有平缓，但马上又因“未获奔驰”而痛感再发：“奈何”连写比前面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最终“羲之顿首顿首”对比首行开头的极端反差，几乎都已接近泣不成声……而《二谢》中“羲之女（汝）爱”的“女”，写得特别粗大，虽有遮改笔误错字的因素，但和“爱”字连起，恰又透出其着意强调的真率可爱。王羲之笔下那超然形骸的恒久韵致魅力，就是这样在情随书发的心性流逝中，自然天成。

再说书艺，无论是《丧乱》还是《二谢》、《得示》，其蜕尽隶意且肌骨匀美的点画，比《兰亭》更见挥洒自如、老练畅达的气韵。它不仅标志着王氏书风成熟的绝对巅峰，甚至可以说是写照一代名士流韵的典型奇迹。

全卷由《丧乱》（1—8行）、《二谢》（9—13行）、《得示》（最后4行）三札连成，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载其文。因有日本桓武天皇延历（782—805）年间所钤“延历敕定”之印，知其流往东土之时，远在唐代中期。之后，日本历史上才有了号为“三笔”的空海、橘逸势、嵯峨天皇，以及“三迹”中的小野道风等一代汉字书法名家。

据日本有关记载，此帖原久藏天皇御府。至江户时代后西院天皇驾崩，赐予妙法院尧恕亲王，即由该院宝藏。明治十三年（1878），再献入帝室，至今仍为宫中御物。

二、 《孔侍中帖》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褚遂良《右军书目》”中有此帖，惟“因”上多一“行”字。全卷《频有哀祸》、《孔侍中》及《忧悬》三札，各为三行。接缝之处，有“延历敕定”之印，既为流入日本年代的确切下限，又是出自唐摹的可靠证明。而其摹搨的精巧程度，几可与《丧乱帖》媲美，亦系确得王书神髓的“下真迹一等”之本。

据日本有关专家研究，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光明皇后将圣武天皇遗物施入东大寺供佛，传存至今的遗物目录《东大寺献物帐》中，就有“搨王羲之法书二十卷”的著录，且以草书、行书等分卷，因推测此卷及《丧乱》等帖，当均为其中之物。至天应（781）、延历（782—805）、弘仁（810—823）之间，又渐复贡入朝廷。明治（1867—1912）初，流归当时的加贺藩主前田家，现藏东京前田育德会。

比照《丧乱帖》之书，此卷行笔，姿媚流动中已略见凝重，如《频有哀祸》一段，尽管在“不能自胜”之悲中，还多少可寻其下笔刚柔相济、动静适度的中和从容，但烦闷沉郁之情，似已跃然纸上；而结体章法，也渐趋收缩紧严之势。到了《孔侍中》、《忧悬》两段的字字断开、笔笔聚敛，更是在流露“忧悬不能须臾忘心”这种孤寂压抑心境的同时，充分凸显其内擫的笔法特征。史称号为“小王”的献之，则擅用外拓开张之法，故能在快于其父的节奏运速中，表现出更加飞动流妍的奔放新趣，从而获出蓝之誉。从其存世的《鸭头丸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王献之那种神骏奔放的快疾运笔之势，反映出其线条运动中情感倾泻多于理法规范的强烈个性，这正是小王比大王更趋新妍的重要内涵之一。

需要附说的是，王羲之在他身后那些被人用“集字”的方式重组再造的“作品”中，虽然字还是依样摹制的王字，而王书字里行间及通篇章法中所蕴含的那最为珍贵难得的气息，已无从传神，代享盛名的唐怀仁《集王字圣教序》，恐怕要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其中之一了。在崇尚王书的时代风气下，除《圣教序》外，尚有《兴福寺断碑》等。虽说集字相当不易，组配亦费斟酌，成篇更多心血，但正如前人所评：“即字字羲之，非羲之矣。”至其能方便初学临习入门，则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