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拍卖江湖20年

2012年02月16日 09:55
来源：福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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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艺术品拍卖，行业小，圈子大，一只小小拍槌砸出的数字甚至能引起全球关注。《芭莎艺术》全球战略合作伙伴Artprice的数据称，2011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总额超过1000亿元，位列全球第一。20年前，拍卖企业少，参与者少，关注者少；而今天情景完全相反，面对开放的经济大潮，一发而不可收。《芭莎艺术》杂志为我们描绘出中国拍卖江湖这20年景象。

“我今年花的飞机票钱就快200万了！”董国强在2011年秋季拍卖季即将开始前说。

董国强是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艺术品经营行业的老大哥，他在2005年与刘益谦合伙成立了这家专营艺术品拍卖的公司。6年间，北京匡时单场拍卖成交额已经从2亿多元增长至20多亿元，2011年全年成交额突破38亿元。这种惊人的业绩增长是董国强在成立拍卖公司之初始料未及的，更是他上世纪90年代初刚刚进入艺术品经营行业时所无法想象的。

晚于世界的中国拍卖

国际拍卖业两大寡头苏富比(Sotheby's)和佳士得(Christie's)分别成立于1741年和1766年，他们一度控制着全球90%以上的文物艺术品拍卖份额。在这两家拍卖公司成功运营200多年后，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内地的文物艺术品拍卖才开始萌芽。

它的出现与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收藏传统极不相符，当然是有特殊历史原因。

19世纪晚期，西方国家商业和军事力量的扩张使得中国不得不打开它古老的大门，被迫“开放”。1874年，英国鲁意斯摩拍卖公司在上海最先开设了其在远东的子公司，随后英商的瑞和洋行与罗森泰洋行、法商的三法洋行、日商的新泰洋行、丹麦的宝和洋行等纷纷挂牌，开展拍卖业务。

光绪末年，北京崇文门大街上也出现了由外国人经营的鲁麟洋行，这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拍卖公司，主要从事衣物、家具等二手物品的拍卖。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最后一家拍卖行在天津关闭。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拍卖业在中断了30年之后，于1986年在广州恢复成立了第一家拍卖机构——广州拍卖行。

但中国文物交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犹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气。

当时国家明令禁止私人私下进行文物交易，只有像北京文物公司、荣宝斋、上海朵云轩等一些国营的文物公司和商店允许文物买卖。当时的文物艺术品根本就没有市场概念，上世纪80年代全国大概有70多家文物商店，它们的作用一是为博物馆收集文物，再就是出口创汇。文物价格由政府统一制定，每家商店都遵循同样的价格标准，价格只根据文物的成色和完整程度而略有浮动。并且文物商店每天定额收货，最多收2000件文物，满额就关门，因为没有多余的钱再收更多文物。

但是“文革”被炒家收为国有的文物，平反后返还到民间的多如牛毛，很多家庭虽摆满了明清字画、瓷器，却一贫如洗。成立于1993年的中国嘉德，是内地最早一批文物艺术拍卖公司之一。据公司元老、现任副总裁寇勤回忆：“有一位在‘文革’后喜获落实政策的藏家，守着价值上百万家财的文物，却穷得装不起一部家庭电话，与其联系都是通过住宅小区电话传呼站的大喇叭实现。”

在政策夹缝中自发生长

1992年，中国台湾和香港拍卖市场已与西方接轨，然而内地却尚未有正规拍卖公司成立。破土而出，更待何时？

同一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在经济大潮即将到来时，蠢蠢欲动的人们终于得到政策支持，形成中国特有的“下海”经商浪潮。

1993年6月，上海经营艺术品的国营百年老店“朵云轩”成立了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并举行了“首届中国书画拍卖会”，这次内地史无前例的拍卖开始引起海内外普遍关注。以朵云轩为始，国营文物商店和文物公司纷纷陆续成立艺术品拍卖公司，这其中有北京文物公司于1994年1月成立的北京翰海拍卖公司，以及同年由北京荣宝斋成立的北京荣宝拍卖公司。

早于翰海成立半年，中国出现了第一家股份制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同年12月更名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中国嘉德以股份制形式组建，首批股东单位组成复杂，其积极意义是：它的成立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垄断文物艺术品经营局面。

开拍卖公司，想不赚钱都难

艺术品拍卖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形成不可遏抑的发展势头。此时，国家文物局顺水推舟。1995年12月15日，国家文物局批准在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荣宝、中商盛佳(后改名为中贸圣佳)、上海朵云轩、四川翰雅等6家企业实行文物拍卖直管专营试点，组成中国拍卖行初创时期的最初格局。

按照董国强的话说：“那时候，只要国家允许你开拍卖公司，想不赚钱都难！”

文物艺术品拍卖依靠中国丰富的文物资源，引起了港台华人和中国正在发展中第一代富人们的关注。现任北京翰海总经理的温桂华回忆起她参与翰海第一拍时，依然有掩饰不住的兴奋：“1994年，翰海第一场拍卖拍了3000多万元，我们当时觉得已是天大的数字，现在可能连买一件东西的钱都不够。”

翰海拍卖成立首拍在保利剧场，上下两层。当时翰海在文物系统内首先开办了拍卖行，全国的文物系统都来观摩，海外也来了很多试探性观察人员，他们对中国的拍卖政策不了解，很多都在观望。楼上是观望的人，楼下是竞买者。温桂华说：“当时没有拍卖师，就临时找人充当，因为没有经验，在拍卖之前，我们还特地带30个员工去保利剧院彩排。”

拍卖江湖格局初形成

时势造英雄。计划经济逐渐瓦解，集体的面貌逐渐模糊，个人的力量开始掌控这个独特而神秘的江湖。而“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将是长期困扰中国拍卖公司的主要问题，甚至今天依然以另外的形式存在。

董国强是中国内地拍卖行业最初见证者，他认为中国拍卖业能够发展起来，有两个人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个是中国嘉德的创始人陈东升，另一个是北京翰海首任总经理秦公。

2000年，北京翰海拍卖第一任总经理秦公因病逝世，震惊拍卖业。2010年，作为秦公昔日好友的董国强撰文纪念秦公逝世10周年：“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秦公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在很多人心目中，他就是中国艺术品拍卖业的奠基人，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如果他活着，其他人都没戏。”1993年，时任北京文物公司总经理的秦公，面对新的经济和收藏环境，在国内文物系统中较早顺应形势举起拍卖大旗，并自任总经理，从此在他生命的最后7年，他痴迷地扑到艺术品拍卖行业，奠定了翰海拍卖在行业中长时间的领先优势。

秦公去世后，由同他一起创业的温桂华领导翰海拍卖至今。而曾经在秦公和翰海周围的一批人如今也都成为这个江湖的关键人物。

董国强和秦公因拍卖而结识，并成为忘年之交。董国强在书画界有一定人脉，并且对拍卖这个新行业也具有浓厚兴趣，于是成为翰海的“编外”人员，开始帮助秦公组织拍卖。至此，董国强开始与艺术品拍卖结缘。这段宝贵的经历使董国强在2005年创办匡时拍卖公司时，游刃有余。与董国强一起给翰海帮忙的还有易苏昊和马未都。易苏昊后来成为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总经理，马未都后来建立观复博物馆，登上了《百家讲堂》,成为妇孺皆知的收藏专家。

董国强在建立匡时之初，已经对内地拍卖格局有清醒认识。中国嘉德依靠成立时间早和相对完备的管理已树立起优质品牌；北京翰海依托国有背景和对市场经济的适应，也已有稳固地位；新成立的保利也依托在实力雄厚的国企之上；早匡时成立一年的西泠拍卖，也有“西泠印社”的牌子作为号召力。

“三求”公司，拍卖行的困境

艺术分析机构Artprice此前发布的《2010艺术市场趋势报告》称，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规模从全球第三(2007年)，跃升第一位(2010年)仅用了三年时间。此外，中国艺术家的拍卖成绩再次巩固了艺术市场从西方到东方的转移。

通过中国拍卖市场的运作，不管是中国书画还是中国当代艺术，不管是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还是张晓刚、周春芽、曾梵志，其作品拍卖屡屡创造“天价”。拍卖额的恶性竞争，让各家公司疲于奔命。在每一个拍卖季前后，各个拍卖公司都是迎来送往，犹如战场一般。“每次到台湾征集作品，为了适应不同客户的作息，自己几乎24小时不睡觉，每天见十几拨的客人。”董国强说。

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温桂华在某个周六早上接受《芭莎艺术》采访时，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倦容，她坦言自己已没有周末和时间的概念，“我是多么想各个拍卖公司能够停止拍卖额的竞赛，静下心好好在拍品质量和服务上下工夫。”

但这一切都只是美好的愿望。对于一个发展初期的复杂市场，恶性竞争也许才能催生真正的大鳄。

2011年10月，中国拍卖行业协会首次发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翰海、北京匡时等业绩最好的十家公司纳税总额5.81亿元，占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纳税总额的72.63%；2010年上千万元的拍品共408件(套)，其中超过三分之二都集中产生在北京保利、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匡时等几家企业的拍卖会上。

表面的风光，并不能掩盖背后的问题。在此次统计的408件上千万元成交拍品中，截至2011年4月30日，只有237件拍品完成结算，结算率只有58.09%，其余171件尚未完全结算或未结算，涉及成交额55.55亿元。

付款难成为一大问题，这也让拍卖行沦落为求买、求卖、求付款的“三求”公司。

虽然拍卖条约上明白写着：在竞买生效两周或者一个月内必须一次性付清全款。但是拖欠拍卖款成为拍卖公司最头疼的事情，为了不得罪客户，一般拍卖行都会采取忍气吞声。

董国强说：“拍卖做了六年，赚的都是数，看不到钱。把拍卖行关掉，然后把所有欠款都追回来，那才知道真正赚了多少钱。”

（芭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