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艺术批评的批评

2012年04月02日 06:39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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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翰

“艺术批评”本身竟然已经成了可疑的事情，君不见每本展览画册的前面都会罗列批评家们或学究气或江湖味的文章，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它的存在有何重大价值。在大众媒体和艺术资本崛起的当今，依赖于专业媒体体系和人际场域的老旧批评体系已经残破不堪——并非说它们没有呈现的舞台，至少学院衍生的那些刊物还可以作为容身之处，还有廉价的网络可以舞文弄墨，而是说他们曾经依赖和管控的“发表平台”已经开放，再无单向垄断性的发表和编辑权力；另一方面，艺术评论原来依仗的“意义平台”业已崩解：这已经不是文字独霸传播介质的时代，批评家也无法再扮演全能裁判者的角色，而从实际利益而言，几篇批评文字也比不上把艺术家们安置在拍卖会、重要美术馆、时尚杂志闪耀亮相的“定位效果”来得醒目，似乎，批评文章本身已变成展会操作中的一个组成项目，仅用来习惯性地填满画册前六页版面。

当“写作”成为“项目”

从前靠文字吃饭的艺术批评家群体本身在最近十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人转而从事策展乃至开设画廊，于是他们的批评文章的产量就大大下降；另一些则依附于展览、画册前言式批评这样的“批评项目”之中，当然，他们也要做其他事养家糊口。尽管有人讽刺这类似小姐“出台”，可我要说这种“做项目”是我们时代的关键词之一，这意味着单词结算的交易，这种交易尽管比起古代优雅的礼尚往来显得有点粗俗，可却是不折不扣的正常交易，在当前的交易环境下并无任何不道德，至少要比金融界、经济界那些隐秘的权力讹诈和内幕交易正当得多。

有时候，接这种批评项目是完成一项高难度的语言游戏，批评家需要从作品呈现的形式、艺术家的只言片语和理论渊薮中捞取的耀眼词句建立貌似密切的关联，并以毫不犹豫的华丽语调抹平所有的裂痕。偶尔，一个批评家操作不同的批评项目的时候会出现“话语分裂”，在A文中还是盛赞卡通一代放弃政治关怀的新姿态，在B文中就开始赞美政治映射绘画对当前社会弊病的重要意义，还不忘讽刺卡通一代几句。这往往会被后来的批评者攻击为前后矛盾——问题是，批评家为什么必须坚持前后一贯、言行如一？

批评家们被自己行业主动或被动赋予的道德遗产所辖制：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有道德其文才有公正性，必须公正地写文章才有权威性，必须始终如一坚持同样——至少是同系列的观念才有坚实的人格魅力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威性。可是，为什么批评家不能像个灵巧的杂耍艺人一样不断更新自己的把戏，而要努力装着一以贯之持之以恒？这样一种价值观和道德律令是如何成为貌似主导的教条的？

认为批评家是公正的“道德裁判”或“学术裁判”的期望本身就是历史上建构起来的叙述，我猜这种定型化的认识和当代无法透明化的“项目运作”的共处给很多批评家内在和外在的道德压力，导致他们某些时候的言辞、举动有点小丑化。与其承受这种暧昧的压力，为何不把这种收费项目正常化、公开化，这些文章就是收费的，而已。不必再因此有所隐晦和自感堕落，就像艺术家也接受定制生产一样，这并非不道德。而且，基本而言，读者是根据批评文字的逻辑、预感、呼唤来判断文章论及的作品、人物的价值、看点所在，而不会去瞎想您如何为写这篇文字经历了心理、社交和经济利益的搏斗。

道德化批评的有效和失效

“你们不敢触碰社会现实，你们不关怀社会，只是追名逐利之徒”，时不时就有艺术批评家以及文化围观者发出这样的声响，这多么像1950年代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政治评判啊，好在，现在这仅仅是一种呼吁而不是命令。

中国转型时代的交错现实是，一方面，“道德环境”正在发生裂变，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者、白领把道德视为个人选择，另一方面，各种人士登高一呼发出的“道德关怀声调”又能获得众多欢呼，后者往往来自年轻人和中年保守派对社会溃败的整体性焦虑和抱怨，顺带着表达对文化不振的不满。在整个社会处于某种道德焦虑时，艺术批评家们进行道德化的批评往往能得到大众媒体的呼应——尽管批评家们都很策略地避免指名唤姓，而是笼而统之地说是“部分当代艺术家”。

对艺术家群体来说，受到泛泛的道德指责的当代艺术界要承受的是“整体社会评价”的降低，这可能影响这个群体的长远利益，不过这种泛泛的指责并不具有多大的引导，因为这时候不同群体、个人之见已经不再有1990年代之前那种较为整一的道德感了，社会的分层、分化和道德的分化已经渐渐发生，之前主流道德环境构成的强大压制体系也已经失效，分化的社会对于同一道德教条有着不同的认知。道德化批评面对的是个道德分化和利益分化的艺术圈——对于那些创作有年的艺术家来说，职业、专业的创作、生产或许就是最大的道德——职业道德，而不是按照道德批评家们的要求去启蒙大众或者反抗集成势力——无论是艺术界的还是社会上的。

泛指意义上的道德化批评也往往是本质论的坚持者，比如，认为“当代艺术本质上是——反抗？质疑？”等等。这个未经任何验证的价值认定为发言者坚信不疑，往往都求助循环论证来获得某种说服力，而凡是不同意的人就属于那些价值观不正确的投机分子。这又让我想起了“艺术就是真善美”的说法，有趣的是，前者一度还自视为后者的反抗者。当前的本质论总指向某种泛道德的吁求，唯有此才可能激发出更强烈的认同，并取得专业范围外的围观者欢呼。

本质论的失效在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和价值观的裂解是如此普遍，以致任何人发出一个观点都要默认的前提是“这仅仅是我的观点”，就算奥巴马那样得到选民委托的总统，他的增税言论还要受反对者猛批一顿，何况还没获得其他批评家、艺术家授权的批评家，何来大家一致公认的“本质”？

那就没有“本质”吗？不，我以为还有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认定的某种“本质”，你去寻求别人的认同，就有了两个人认定的“本质”，几个人认定的“本质”，几百人认定的“本质”——那就是你们有限的共同价值观，它可能对别人一钱不值，但那就是你所能持有的意义。批评所能产生的意义就是在不同层级的共同体的传播和反复的波动、衰减或增强。

另类批评生产的可能性

严格说，当今没有职业艺术批评家——靠写作批评文字很难维持自身的生活循环，所以大家都是兼职状态,只不过依附艺术学院、协会、场馆、刊物的从业者的兼职时间更多，生产量更多，就形成了以他们为主体的所谓专业批评家群体。但让专业批评家群体感到落差的或许是，二十年前还与艺术家、美术馆馆员基本平行的社会地位、收入在最近十年急剧调整，而随着大众媒体和时尚媒体的兴起，以前至少还能鼓励批评家们发言的那种专业内的“话语权”以及相应的影响力——即便在艺术批评圈内——越来越虚无，权柄似乎已经转入收藏家、画廊主、美术馆长和时尚杂志主编手中。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激励批评家去写作？认真地写和敷衍地写还有什么区别？拿项目费的写和出于兴趣的写还有什么区别？

最近十年来，大众媒体催生了另一批媒体批评家群体，他们依托大众媒体的平台进行批评，因此语言且适应针对大众读者的角度、长度和趣味。同时，更业余的批评写作则在网络线上展开，这是透过个人博客、微博和社交网站进行的评论，以短小的文字为特点，发散进行，但部分网站有持续的评论发生。所有这些更业余的兼职批评的出现都意味着一种新的批评交互环境的生产，与原有专业批评圈的交会讨论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动向和展览成果，尽管好坏各有评价。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在这种新的社会空间和媒体空间中，原来占很大份额的形式批评大大减少了，讨论某人作品的这一笔、这一图的意味不再重要——无非也是解释出来的——更方便、更容易博取眼球的是解读这个艺术家和那个艺术家类似作品的差别，或者这个艺术家作品和流行风尚和社会大事件的关联。以致现在多数针对艺术家的批评都变成了新历史主义范式的批评——结合经历、社会、创作的综合性判断、比较、解说。

资本主义体系最重大的控制力是让人们都在努力进行更高效益生产，因此，真诚地写、疯狂地写批评文字似乎已经变成三十五岁以下青年文化人才会坚持的爱好，如此爱写的原因或许是他们没有其他可供交换的资源——写作是最少成本支出的一项生意，通过剥削自己的智力进行剩余生产，然后，等积累够了以后再去策划展览、当画廊主或者美术馆长，这时候，写作就变成了策略写作，为了项目或为交情、润笔费以及暧昧，学院派则转向了可以申请课题经费和奠定专业声望的艺术史和专著写作。

在此层面观察，闯进瓷器店的犀牛哥“陆兴华”是个可爱的案例， 这位学院体制的冗余产物像个持续释放不和谐激素的体细胞，依靠了这体制提供的一点学术和时间便利频频关涉艺术话题，尽管他的激进艺术观念并不讨巧，至少从生产方式来说这是挑战性的写作——采用微博、采用攻击性词汇，不断衍生出来新的话语。请注意他预言的“短促突击”和演说内容的“整体批判”造成的张力，他要申论如何掀翻桌子——这个高级餐厅的包间里的这桌子菜都一样，和大厅的菜都是平等的。而多数批评家是在坐在酒席上品评，鸡汤鸡枞菌比花江狗肉清雅。

在今天，这样的激进呼唤当然引起不革命，就算是当前的主导体制力量进行动员也不会再发生之前全面抽风式的革命了，但这种小范围的话题出击、占领、冲突和呼唤仍然能引起不论是几十个还是几千个人的关注、呼应，产生新的涟漪。相比之下，依赖标准化文章的所谓严肃批判、学术批评的生产量就太低了，比起目前不断海量涌现的信息更是连九牛的一毛都不是，这实际上也降低了影响力。老一辈批评家以及他们的合作媒体还在乎利用论坛、会议的形式进行议题探讨，而没有更主动利用数字工具和在线平台进行更为迅速和密集的批评元素和话语的再生产，至少要有小汉斯做访谈和对话的那架势，不断地即时生产批评素材——用采访录、对话体进行批量的生产和传播，这可以发生在展览中、发展在拜访中，也可以发生在视频、QQ、MSN、微信、微博的交互传播中，在大规模的、反复的信息冲浪过程中，或许会碰撞出新的批评话语形式和更多挑战性的观念。（作者系文化咨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