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研究成果的“孵化器”

2012年05月01日 00:53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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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美术研究中心成立座谈会侧记

本报记者 严长元

“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把近现代美术研究列入其中，中央美术学院为此专门安排了一个编制，我从那时开始在这个位置上工作，至今快60年了。中间亲眼目睹过某些手稿、书画被论斤卖了，再从造纸厂那里抢回来……”年届八旬的中央美院教授李树声谈到我国美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十分感慨。虽说如今从事美术研究的队伍有愈来愈壮大之势，也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由于过于分散，缺乏集中的管理和推广应用，很多成果荒废了。因此，整合美术资源、推动学术发展的国家级美术研究中心的建立成为越来越紧迫的要求。

4月24日，依托于中国美术馆、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两家专业机构的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和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在京成立。“将近现代至当代中国美术历史研究和理论建设纳入人文学科规划与建设，这是政府文化部门重视美术发展与研究事业、积极推动美术事业全面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体现了文化部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成果。”作为首批获聘的专家代表，中央美院教授邵大箴的话代表了广大美术界人士的心声。

为建立完整的 美术生态链奠基

近些年来伴随着国家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美术创作和各种美术活动相对比较活跃，但美术领域繁荣的背后，反映的却是价值标准的缺失和美术生态的不健全。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文化大国，应如何正确引领当下的美术创作、引导健康的美术潮流？

结合制定“十二五规划”这一契机，文化部艺术司曾开展了一个有关全国美术发展现状的调研，并根据业务分类制定了国家美术发展计划，其中理论建设和学术研究是迫切需要加强的重要方面。经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议、反复酝酿，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和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两年后终于挂牌成立，其工作主旨、定位得以明确，工作规划和管理机制初步形成。

谈到为何采用国家中心的形式来开展工作，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文化部艺术司司长董伟表示，主要还是整合资源，把专业资源优势发挥到最大化，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开放的学术研究平台，规划和设立国家研究课题，组织课题招标、验收及推广，并建立国家美术档案、文献数据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力争推出一批国家级研究成果，加大对现代传媒的利用，扩大优秀成果的推广力度，促进高水平的活动和国际交流的开展。通过优秀学术成果的收集和推广，使其在更大层面上发挥作用，并配合国家美术发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中心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诸迪坦言，现在大家对美术界到处挂牌这种形式很反感，我们也经过非常慎重的考虑，中心的成立并非“挂一个牌子”，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搭建一个研究平台，促进美术研究健康发展，促进好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改善当前的学术研究生态。他指出，中心的课题和各项工作一定要坚持高标准、坚持学术引领。

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通过这两个平台，更加科学、规范地开展近现代美术历史和当代艺术研究，深化中国的美术史学和当代艺术的理论建构，逐步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世纪的中国美术研究与发展格局，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据了解，文化部对这两个中心的工作非常重视，为使其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启动，不仅在组织管理方面提供支持，还为其学术课题的研究予以一定的资金扶持。

通过艺术史协作 阐发近现代中国美术

“我在美国学习美术史时逐渐形成一个信念，就是我们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心应该在中国，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美术也应该到中国来。”来自香港的美术史家万青力十分欣喜于中心的成立，他说自己在美国接触了很多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他们虽然成果不少，但开展中国美术的研究存在着局限性，从而影响了中国美术的国际认知。因为他们的研究基本建立在博物馆收藏基础上，视野显得狭窄。

美术作为反映社会现实和文化变迁的重要表征，是理解和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视觉文献，也是感受中国文化精神和时代特征的直观素材。据范迪安介绍，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聘请的首批专家，都是这一领域的当代著名学者，其中包括西方美术史学界的资深学者和来自香港、台湾的著名学者，将依靠他们对近现代中国美术研究状况做进一步的宏观分析，以解决重大历史、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目标，以全局性、前沿性、国际性的视野抓住重点，形成课题规划，运用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解决重大学术课题，通过艺术史协作阐发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发展规律。

“在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台湾地区自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有很大的不同，这次有机会参与进来，并将海外的东西方研究整合在一起，这对深入了解两岸文化历史意义重大，可谓血脉相连。”台湾成功大学教授萧琼瑞表示。

中国美术馆拥有大量的近现代美术收藏，将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设立在此，范迪安认为，这是对中国美术馆专业建设与事业整体发展的重大支持，有利于充分发挥该馆在近现代中国美术收藏上的优势，推动藏品资源的整理研究和开放运用；有利于开展美术作品原作与历史文献资料的比照印证研究，丰富对近现代中国美术的整体关照；有利于探索通过美术馆的展示平台，将学术研究成果与展览展示结合起来，形成对近现代中国美术新颖而立体的传播推广方式，使美术研究学界和广大公众共享研究成果、增进共识。

当代艺术研究 要兼顾主流与多元

与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历经百年已形成丰硕成果相比，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的学术积累较为薄弱，面临的工作任务更重。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指出，这个中心不只是设在美研所的机构，而是国家当代艺术研究的孵化器，是海内外学者共同利用的一个平台。下一步将依照文化部要求，依靠专家智慧，将当代形态放在整个国家整体发展情境之下加以研究。

在讨论到“当代艺术”的研究范围时，学者们争论热烈。《美术》执行主编尚辉说：“国家中心提出的课题首先是国家美术战略性质的，要兼顾前瞻性与当下性，国家主导的主流文化意识要更强一些。”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鲁虹建议，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并非只研究主流意识形态创作的当代艺术，应该尽量多元。他接触到的介绍1980年以来世界当代艺术的翻译著作谈到中国的情况时都是寥寥数语。他认为国外对中国当代艺术之所以有偏见，主要是对外宣传不到位，要组织专家进行系统的研究、翻译，并根据研究成果做好展览、出好书，向国外主动推介。

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教授这些年来带领团队所做的文献档案、学术研究工作得到了美术界的认同。“1986年到农展馆去办第一次现代艺术展时交定金的发票、‘现代艺术学会’的建立文件、当时给文化部部长王蒙写的信……我们都保留了档案。”朱青生不仅被两个国家中心聘为首批专家，双方还将就文献数据的建立等展开合作。

万青力、谭天等专家纷纷表示，愿意把自己的手稿、藏书乃至学生的论文成果原件等悉数捐给中心。这也印证了中心的宗旨，即不仅整合优秀专家学者的学术资源，还要为所有的研究者提供便利的服务。

“我前年去意大利做一个超前卫艺术研究时曾借助罗马展（相当于全国美展）的档案馆，那里拥有所有参展艺术家的档案，从每人最早在报刊上刊载的小介绍，到后来参展的请柬、所填表格等，十分丰富。他们对这些档案的使用有专人服务、可无偿使用、免费复印的机制，值得我们借鉴。”王端廷告诉记者这样的经历，从中可见西方艺术界对资料的重视，说明他们的研究扎实、成果厚重并非偶然。

要真正推动中国的美术研究，还需要很多层面的努力，最关键的是眼光长远，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做下去，那样，系统完善的中国美术研究机制将不再是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