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奇的历史、风格与“不设像”特点

2012年05月06日 06:01
来源：东方早报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 转发

桑奇塔的佛教雕刻，与巴尔胡特、阿玛尔瓦提等印度早期的佛教雕刻一样，乃是以叙事的手法，讲述释迦牟尼的生平。但释迦牟尼的形象，却从不出现，而是代以法轮、菩提树、王座等与佛祖一生的重大事件有关的象征物。

缪 哲

印度的佛教胜迹，颇为中国西游的僧人所瞻礼。其中最早的，乃东晋的法显；尤为人知者，则为唐代玄奘。他们归国后，记足履之所经，对重要的胜迹，有或详或略的记载。但今称的“桑奇”，即印度早期佛教的三大名迹之一，两人则未著一语。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扬之水先生蹑三藏之高风，巡礼佛国，中国文字里，始有桑奇的详细记录。但宗风沦坠，道丧千载，这本小书，已不能如法显、玄奘的游记那样，可激起信仰的波澜了。

桑奇是印度中部“中央邦”的一村庄。村的名字，代有不同；“桑奇”乃近代以来的称谓。自阿育王时代以来，村附近的小山上，便有僧人造寺起塔，为驻锡之地。稍后，阿育王又立石柱于此，镌刻护法的敕令。于是这不起眼的小山，竟僧人群集，寺塔林立，佛坝梵音，远近悉闻。这一盛状，延续千有余年，至十三世纪伊斯兰教崛起后，方沉寂下来。宗教间的斗争，本以隳庙宇、破偶像为常事。桑奇虽不僻远，却宛有佛佑，未蒙此劫。故1818年，英国人初来桑奇时，竟发现当地寺塔、石柱等，保存得颇完好。从此，桑奇作为印度早期佛教的一剧迹，便广为人知了。

印度早期的佛教胜迹，多与释迦牟尼生前的行迹有关，如成道的菩提伽耶，初转法轮的鹿野苑，涅槃的拘尸伽揭等。这些地方的寺塔，便为纪念他在当地的行迹而兴造。但桑奇却不同。其所在的地方，是释迦牟尼素未履经的。它与佛教的因缘，据马歇尔推测，或与阿育王有关。如锡兰古史《大史》（Mahavamsa）中，有一则阿育王的记载，文称他为太子时，被派作乌遮衍那（Ujjayani）的总督。就任途中，他经过桑奇附近的名城毗迪沙，娶当地一富商的女儿为妻，婚后育有两男一女。其次子摩咸陀，在阿育王继位后，被派去锡兰传佛法。临行前，他去毗迪沙城探望母亲，下榻的地方，便是母亲捐造的一华美的“精舍”——亦即佛寺。这一则故事，如马歇尔说的，容或不准确，但阿育王继位的前后，桑奇已有僧侣活动，是可得而言的。因桑奇发现的实物中，有一座阿育王柱。与众多的阿育王石柱一样，这石柱的雕刻风格，亦为希腊化的伊朗式样，与印度本土的风格不同。

公元前232年，阿育王去世，孔雀王朝便趋瓦解了。地方统治者倔强自雄，不遵王命。约至公元前185年，摩揭陀国的君主弗沙密多罗（Pushyamitra），弑杀孔雀王朝的末代君主，自立新君，是为史称的巽伽王朝。他的儿子阿耆尼密多罗（Agnimitra），则被派作帝国西部的总督，开府毗迪沙城。但与阿育王不同，弗沙密多罗信婆罗门教，对佛教行迫害的政策，并毁坏了桑奇的大塔。他死后，继任者的宗教政策，似有一变。如桑奇最重要的佛教建筑，便多有造于这一时期者。其中包括了二塔、三塔（不含塔门与后者的栏楯）、大塔栏楯与塔冢的外封石（塔冢初为砖封，规模也较小）及25号柱等。至于雕刻风格，则颇有印度本土艺术的古意。如浮雕无深度感，人物僵直；人物与人物间，亦缺少构图所需的关联等。除人物外，印度的本土气质，亦毕见于其华美、繁缛的植物装饰：在光滑的石面上，它们恣肆地生长、蔓延——这种装饰之美，始终是印度艺术的魅力之一。

巽伽的统治，仅维持百余年，至公元前70年，便为另一王朝取代。这个王朝，似即安达罗王朝。印度早期的本土艺术之花，便是在其统治下破蕊绽放的。桑奇遗址中最灿烂的部分，也造于此时，其中包括大塔四门，与三塔的独门。这五座门，是在短短几十年间，先后兴建的。其中最早的，乃大塔的南门。这门上有铭记，据马歇尔解读，其中一门楣当为安达罗某国王的工官捐造，年代约为公元前一世纪末（关于大塔四门与栏楯建造的年代，其实后来又有别说，总的趋势是努力将其时代往前推。这种分歧，对普通读者而言并无太大的意义，故本文仅取马歇尔的意见）。这时期桑奇的雕塑，乃其最迷人的部分之一。如背景已由早先的中性的平面，变为有深度的空间，人物仿佛可动转于其上。意义的表达，也更真实，更真挚了。这一进步，或有希腊化艺术影响的因素，但如马歇尔说的：

从本质上说，这是印度本土的艺术。它根发于印度人的心灵与信仰，雄辩地表述了其精神的信念，及其与自然深切而本真的共鸣。它不做作，不超验，它的目的，是颂扬宗教，而非给精神的观念披上形式的外衣。它以雕刻家的凿子所能麾使的最单纯、最富表现力的语言，讲述着佛教的故事。恰因这种单纯与无所掩饰的真挚，它真实道出了印度人的心灵的声音，使之直到今天，仍可打动我们。

安达罗王朝在桑奇的统治，似维持到公元150年。此后至四世纪末叶，桑奇所在的地区，便一直为西娑多婆王朝（Western Kshatrapas）的领土。娑多婆家族及其后继的总督们，皆外来的征服者，并先是安息、后为贵霜帝国的诸侯。故艺术的趣味，似偏于北方的希腊化风格。但它与桑奇的关联，是颇薄弱的。其统治桑奇的痕迹，仅见于几尊马图拉风格的雕塑（藏当地博物馆）。

四世纪中叶，笈多王朝兴起，其影响渐及西娑多婆统治的地区。但桑奇所在的东马尔瓦地区并入其领土，似在四世纪末、即“超日王”旃陀罗笈多二世统治的时代。桑奇大塔的栏楯上，有一则笈多纪元的铭记，年代约相当于公元412-413年。铭文记载的，是旃陀罗笈多二世的一位官员捐献一村庄和若干钱给桑奇的某寺。

公元480年，白匈奴入侵，笈多王朝丧师折土，几近崩溃。但笈多王朝在东马尔瓦地区的统治，则延续到佛陀笈多、即《大唐西域记》称的觉护的时代（约公元500年）。是后，东马尔瓦地区便落入一地方土王巴努笈多（Bhanugupta）之手了。十年后，又沦为成匈奴王陀罗摩那（Toramana）的一方国。

笈多的统治，虽不足一百五十年，却是印度历史上最辉煌、最灿烂的时代。印度的民族意识，在蛰伏数百年后终于苏醒。与之相伴随的，是精神、智力、与才气的迸发。在宗教领域，婆罗门教得以复兴；其“神圣语言”、即梵文，也因此成为印度的雅言。后者的流行，又导致了文学的发达，其中最璀璨的明珠，便是我们熟悉的《沙恭达罗》——书里某些段落，正是受桑奇建筑的启发而成的。宗教、哲学、与文学之外，笈多时期的数学与天文学，也是印度文明的骄傲；其中的智力与理性之美，又见于这时期的建筑与艺术。

笈多艺术体现的，是文明的优雅，而非自然的即兴。桑奇塔中所见的原始的恣肆，这里为理性所节制。印度的艺术，虽因此丧失了自然与单纯，却获得了理性之美。这时期的雕塑，皆比例精严，对称谨饬；装饰与细节，亦克制或勿用。在早期、如桑奇塔的雕塑中，匠师犹无力把宗教的教义与信仰视觉化，故只能用讲故事的手法，去间接地传达。在笈多时代，思想、信仰与感受，仿佛获得了肉身，故是可见的、或可感知的。佛像的神采，亦在出世的超越与尘世的关怀间，获得了微妙的平衡。

笈多艺术的影响，并不限于笈多王朝：它在四到五世纪间蓄积的动量，一直持续到七世纪末叶。影响的范围，也远及印度之外：我国北齐与东南亚吴哥时期的佛教雕塑中，皆有其痕迹。

笈多雕塑艺术在桑奇的遗存，是颇少见的。目前可知的，似只有几尊单体雕塑（藏当地博物馆）。其中笈多的气度虽未失，但风格已程式化。由阿旃陀地区的壁画看，笈多艺术的精华，也体现于其绘画。但桑奇笈多时代的庙宇装饰，皆荡然无存，它的弘丽华美，今只能存之想象了。

白匈奴在印度的统治，崩溃于528年。是后至1023年，除七世纪中叶戒日王短暂统治外，桑奇所在的印度北方，一直方国林立，征战不已。印度的元气，也在纷争中消耗殆尽。这一时期的建筑与雕塑，桑奇有许多。其中包括马歇尔编号为43－50的一组建筑，及大量的单体圆雕、浮雕与小塔等。在这里，印度佛教艺术的衰败之痕，是望而可晓的。如这一时期最壮观的建筑、即马歇尔编作45号的庙宇，便颇见印度教凌佛教而上的痕迹，与其艺术与笈多艺术的巨大鸿沟。它华丽而浮夸，与笈多的克制与理性，迥不同风。笈多艺术所建立的主题与装饰的平衡，这里被打破了。装饰的冲动，再次变得无节制，同时也失去了桑奇的自然与淳朴，结果便沦于野性的狂欢了。

十三世纪后，随着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兴起，梵音佛呗，渐息于桑奇。似早在笈多时代以来，其附近的毗迪沙城便已废弃，取代它的，是不远处的比尔沙城。后者在印度晚期的历史中，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故三次遭到穆斯林劫掠，佛寺也被毁。桑奇的遗址距比尔沙城，虽只有五英里，却竟保完了下来。1818年，英国人泰勒来到这里，第一次“发现”了这一宏伟的佛教遗址。大塔的四门，当时只有南门仆倒，其余皆立于原址。塔的“覆钵”形顶，也未被扰动；基坛上的栏楯，也部分犹存。二塔、三塔的情况也类似；二塔的附近，还有八个小塔与若干建筑，唯保存情况未明。泰勒虽非学者，亦非考古学家，却立即意识到了这遗址的魅力与价值。于是桑奇遗址被“发现”的消息，便传播开来。随之而来的，是古物学者、考古学家与各色的寻宝人。各种踏勘报告亦纷纷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是康宁汉的（A Cunningham）的《比尔沙佛塔》（Bhilsa Topes，1854），佛格森（Fergusson）的《树与蛇的崇拜》（Tree and Serpent Worship，1868）, 与梅塞的（Maisey）的《桑奇与其遗址》（Sanchi and Its Remains，1892）。但对桑奇的兴趣，也破坏了其遗址。如1822年，印英政府的约翰逊上校从一侧破开大塔，欲探究竟，结果给大塔带来了无可复原的破坏。作为踏勘、记录与传播桑奇的功臣，康宁汉对桑奇的破坏，又尤为致命。他生活在西方考古学已渐昌明的时代，对地层之为历史信息的记录，却无所知。故1851年他对二塔、三塔的发掘，便几同一浩劫。业余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