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爱中必须承受的……软与硬

2012年07月15日 06:01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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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

两本看似闲书的文集，看得我并不太轻松。

先说彭浩翔的《再不相爱就软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说来很惭愧，这位多次在国际上获奖的香港导演的电影，之前我一部也没看过（其实这一点不奇怪，我虽然看片不少，但最爱看的只是战争片和警匪片）；在报刊上的文章也没读过，虽然在我还算比较熟悉的南方媒体上就有他的专栏。可能因为这样，一开始就读其人文集，反而有种痛快的感觉。书看了一半，儿子翻出彭导的成名作《买凶拍人》，看完之后才知道书与电影真的有一种“互文性”（？）。比如片中有位日本AV女星美智子，书里就有《给天宫真奈美的信》，发现全哥和彭哥想念她的心原来是连在一起的。

谈爱情、电影、生活琐事、人生感悟，典型的香港文笔，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说起来就是叙述简洁、思维活跃、语言风趣。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恐怕看了几篇也就有点乏趣了。好在彭浩翔在“爱”和“软”之间常有一些细心的发现和有趣的描述，那些“故事”本身有点看头，而且有些描述令我大笑。比如书中那篇《与退役美军陆战队员的大作战》，关于坐在紧急出口通道可以直对空姐的眼福和舒适、为了得到这位置而在办理登机手续时的表演、座位对面一位女士“抱着一个好像收了钱要不停地表演哭的婴儿”、对身旁那位大块头“队员”的长臂体毛之恐惧等等，都深得我心。还用审吗？彭浩翔不会是一个“乖乖仔”，而像是粤语说的“百厌仔”、“鬼马仔”（坏孩子之意）。正因为“百厌”，他会有很多鬼点子，也有真性情。又如《我家楼下的潜规则》，对那个候车不排队的“行政套装女人”的行为大骂她“仆街”，还整天后悔没有高声骂她“臭×”，颇见性情。我只是想，这句没出口的“臭×”难道就是我们这些广州街边仔小时候整天挂在嘴边的“臭×”吗？在一个美丽的清晨、在大厦的大堂门口，扯着嗓子把它喊出来，那是何等的快意恩仇。突然想起我们小时候还常说的一句话：“真系唔×你都话我懒”，说的就是这种气人的情境。

光看这个书名，可能有读者会对相爱中的“软”有一点朦胧的情色期待。但实际上，在第一辑的题目“再不相爱就软了”之下却是有情而无色，而且那种情还是蛮纯、蛮可爱的。但是，色还是有的，只是在别处而已；虽然只带来阅读上微不足道的欢愉，却也有撩人的联想。如对于城市的微小变化，就像对枕边人，你要是没有细心地舔过或吻过她的每寸肌肤，“很难留意到她身体上的些微变化”（第223页）。于是他注意到湾仔路面上砖缝里的强力胶是香港警察面对韩国示威者的防范措施；而路边栏杆的银色新漆则是迎接“圣火”的产物。

看得顺喉之后，没想到也会遇上一根鱼骨在喉，不吐不快。《正字正确》指出香港人在回归后如果还说“国内”、“国语”而不会说“内地”和“普通话”，“对内地人来说，并不顺耳”；从使“内地人”感到“顺耳”的用语正确性来说，的确说得很对，“让读者多加留意”也应该是出于好心。但是，这种“顺耳”论在我这个“内地人”听起来却总有点不那么顺耳。文章最后说：“殖民地教育造就了许多这一代的国家意识盲，由于用字不谨慎，随时会有犯错误的危险。”（第189页）呵呵，这个位于“殖民地教育”与“用字不谨慎”之间的“国家意识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禁反复阅读这篇几百字的短文，试图说服自己作者其实是如何如何、不是如何如何的，但是在这几百字中，我似乎无法说服自己。再看看该文前后两篇谈源于美国的“政治正确运动”，作者称之为病态，更认为“那就未尝不是种堕落折腰”（第191页），说得何等好啊！当然，彼“正确”不同于此“正确”，这使人想起古人说的，读其书还应当知其人。于是想知道，在“相爱”中的“软”与“硬”之外，身为香港人的作者是否也曾关心其他的“软”和“硬”之类的问题呢？是的，彭导，“你到底是流氓还是文青？”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属于也会偶尔拍案而起、上街散散步的流氓或文青。

同样是爱，谢宏军的《我的乡土我的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6月）读来沉重得多，是另一种不得不承受的中国人生命中的“软”和“硬”。作者是专业画家，以素描和文字记录了中国最普通的一所乡村诊所中最为普通的一群人，最为寻常的痛苦和最为微末的希望。这些素描和文字真是抓着了我心，一把把我扯回到知青岁月，扯回到曾经的“我的乡土”。那时候在大队部旁边有一家乡村诊所，只有一位“赤脚医生”，印象中觉得他还挺清闲。那是因为药品少得可怜，农民小病无需来，大病都想到公社卫生院。有一回傍晚时分，家在万柴坑生产队的一位老农突发急病，我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送他到公社卫生院，一路上山高路险，最担心他坚持不了在后座上滚下来，因此一只手反到身后抓着他。到了公社卫生院已是半夜，我也快虚脱了。当时最有感触的是农民看病之难，哪来的“春风杨柳万千条”、“纸船明烛照天烧”呢？作为那时的美术爱好者，我在农村也画过农民的速写像，还画过那些过世老人的炭笔像。现在翻看仅存下来的几幅，当时一边画一边和农民聊天的情景还如在眼前。大概是因为这些记忆，使我对谢宏军的素描和文字竟有视同己出之感——虽然我是绝对画不出来、写不出来的。

在美术学院教书超过三十年了，在师生作品中，如此有血有肉、如此承载着沉重而顽强的生命力、如此独特而强烈地打动我的人物素描，还从未有过。在今天的美院教学中，人物速写、素描常被视作基础课程，训练的是眼与手，收获的是造型的线条与明暗。其实，作为艺术面向生活的一种叙事方式，速写和素描既深深地扎根于西方艺术话语的传统之中，其中包含有诸如“客观性”、“真实性”这样的概念，同时又有更高、更内在的精神属性，即艺术的真理性问题。哲学家海德格尔主要是从艺术使事物显现其本真面目的角度来认识艺术的真理性，虽然我们会认为艺术使事物“显现”的途径有很多，但无论如何，速写与素描写生总是这些途径中最为直观、最具有感性力量的一种。谢宏军的素描和文字不断地传达了这样的直观和力量。

《病中村姑》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其人物形象、神情和内心世界的真实性，好得使人忘记了艺术。作者说，“在这张微不足道的速写中，有着很好的例子，说明艺术上的任何夸耀，都不如对象本身那么重要，否则，艺术只是一个虚假的记号。”“面对这样的一个病中村姑（不算漂亮），对女人的爱和怜悯使我并不需要知道她的身世。我们的日常生活只是与死亡抗争的一个片段，由失望和奋勇编织而成。但愿每一位画家都去赞颂与自己相近的事物，那是真正的画卷。”（第79页）说得很准确，对象本身激起的爱与怜悯，就是与我们自己相近的生活。选作封面画的姑姑和患了肌无力症的小男孩，也是那种激起爱与怜悯的生活本身。这种认识和感受是不可能在素描课室里教给学生的，甚至在课程表上的下乡写生课中也难以获得。对于真正沉浸在生活中的人，艺术只是作为一种表达的途径，生活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在我眼中，这些病人有如此的生命力？我几乎想使自己在每一个细节中体味到这些人的纯正感，它是粮食和甘泉，是安慰和忠告。在此种境地中，绘画不能仅仅沦于感伤，而应该是令人激动的、有力的，从而使人体验到以此为起点，去追求自由和解放精神，并且可以认为，这些病人在神学上、哲学上、文学上尤其是在生存学上占有一定的位置。”（第125页）这是在最普通的中国农村诊所中，所产生的精神性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