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山湾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

2012年08月06日 06:05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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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道：“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土山湾）曾有极其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今年是土山湾画馆成立160周年，刚刚过去的7月31日也是土山湾画馆第四任主任刘德斋辞世100周年的纪念日。《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特别推出土山湾专题，纪念曾在这片土地上为开创中国西洋艺术做出卓越贡献的身体力行的人们。

张伟 陆斯嘉

距离上海繁华的徐家汇商业中心不足一公里处，有一条名为蒲汇塘路的街道。

若非经人指点或留心观察，往来于此的人很难留意到蒲汇塘路55-1号的一座建筑——由马相伯故居及慈云小学改建而成的土山湾博物馆。然而，这两扇小小的玻璃门，通向的却是中国西洋画的摇篮。160年前，伴随着土山湾画馆的诞生，中国西洋美术的胚胎在此孕育、滋长，并发展出中国美术教育与海派艺术的蔚为大观。

今年是土山湾画馆成立160周年，刚刚过去的7月31日也是第四任画馆主任刘德斋辞世100周年的纪念日。《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特别推出土山湾纪念专题。

近百年间，大约有三百余名学生在土山湾接受素描、写生、水彩和油画的严格训练，其培养人数之众，是中国历史上所未有的。画馆的作品遍及中国和世界，影响所及并非仅限于宗教领域，海上画坛中任阜长、任伯年、沙山春等著名画家，都曾在同画馆交往中得益，从中感受到西洋美术的熏陶；稍后的周湘、张聿光、丁悚、徐悲鸿等人也都间接受到画馆的影响；任伯年、刘海粟、陈抱一等艺术大家也汲取过土山湾的养分。1943年，徐悲鸿在重庆撰文回顾中国西画运动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至天主教之入中国，上海徐家汇亦其根据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曾有极其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

从画馆中走出的画家之中，更不乏中国近现代西画活动中的先行者和启蒙者，范廷佐-陆伯都-刘德斋，刘德斋-徐咏青-何逸梅、杭稚英-金梅生、李慕白，刘德斋-安敬斋、田中德-张充仁-哈定，其间的师承脉络清晰可见。历史不应忘却画馆的创建者和众多默默无闻的中国画徒。

对于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来说，土山湾对中国的西洋艺术教育无疑有着盘古开天辟地般的意义，但对更多人来说，土山湾甚至都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存在。

一张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的老照片，清晰地交代了土山湾的位置——上海西南部徐家汇。明代礼部尚书徐光启之墓及徐氏后人的结庐，加之肇嘉浜和法华泾双流交汇，此处被称为徐家汇。19世纪50年代，徐家汇南部肇嘉浜沿岸一带，因疏浚河道，堆泥成阜，积在湾处，故得名土山湾。

明末清初，上海地区信仰天主教的风气盛行。1841年至1846年，先后有19位传教士到达上海，最初将会址定于浦东，1847年移至徐家汇，在徐家汇和土山湾一带形成方圆十几公里的天主教社区。

土山湾画馆的前身就是1852年由西班牙籍耶稣会士范廷佐在徐家汇创办的艺术学校。范廷佐，字尽臣。他1817年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一个艺术世家，父亲是一位曾经参加过装修艾斯柯里亚王宫的著名雕塑家。范廷佐继承了父亲的基因，自幼喜欢艺术，在雕塑、装饰画等方面有较高造诣。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他后来到罗马就读一所由耶稣会士创办的艺术学校，后进入耶稣会拿波里修道院成为一名辅理修士。1847年，他被耶稣会派往中国，在当时耶稣会中国总部所在的徐家汇任职，任务是在教区设计教堂。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范廷佐设计了董家渡和徐家汇的教堂（老堂）。在从事教堂建筑设计的同时，他还绘制、雕塑圣像，并指导工匠制作祭坛等宗教用品，其中董家渡教堂中祭台前的两组雕塑作品：圆雕作品《哀悼基督》和浮雕作品《墓中基督》被收入了高龙鞶的《江南传教史》；他的另一件木雕作品《耶稣会的圣人与真福》与泥雕作品《依纳爵临终图》尺寸宏大，至今依然保存在上海图书馆下属徐家汇藏书楼的阅览室中。但是，范廷佐并不仅仅满足于自己的艺术创作，在他心目中，始终有一个梦想：即希望在中国开办一所专门培养绘画和雕塑人才的学校，从而培养出一批和他一样热爱艺术的学生。范廷佐最初在董家渡设立有个人工作室，1851年，他把工作室搬到徐家汇，并在郎怀仁神父（后任江南教区主教）的支持下，准备扩展工作室，兼做艺术教室，招收中国学生。1852年，在教区经费的支持下，徐家汇的“艺术学校”终于开张了，作为校长的范廷佐修士自然当仁不让地负责教授雕塑和版画。当时在范廷佐工作室任教授艺的还有一个叫马义谷（1815-1876）的神父，他是意大利拿波里人，1846年到达上海，在横塘修道院教授拉丁文。范廷佐主持设计董家渡教堂时，他曾帮助绘制圣像。1852年，范廷佐在徐家汇收徒授艺，请擅长绘艺的马义谷来讲授油画，马义谷神父也因此成为在上海向中国学生传授西方油画技法的第一位外国人。

范廷佐的这所艺术学校，从今天看来类似进修学校的培训班，规模很小，只有不多的几位中国学徒成为他的学生，但那里却是上海最早进行西方艺术教育的机构。范廷佐向他们传授素描技艺，并在雕塑的实际制作中训练学生，而这些学生也成为他制作雕塑不可缺少的助手。据说当时在沪的西方人中也曾有一些向他学习过雕塑，其中就有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范廷佐留下来的作品很少，1856年他就因病在上海去世，年仅39岁。但他的艺术薪火却后传有人，他的大弟子、中国人陆伯都继任学校领导，和意大利人马义谷、法国人艾而梅一起教授学生。1864年，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成立，应院方邀请，陆伯都每月固定从徐家汇到土山湾去，向那些孤儿们传授西洋美术技巧。从1870年开始，由于陆伯都体弱多病，这项工作由他的得意门生刘德斋接任。1872年，陆伯都和刘德斋将徐家汇的美术学校正式搬到土山湾，成为土山湾孤儿工艺院下属的一个部门——图画部（间），俗称土山湾画馆。

在土山湾画馆任职时间最长的馆长刘德斋见证了画馆最辉煌阶段的30年。在土山湾博物馆，现在还复原陈列着当时在画馆用作教学道具的画架、石膏像、调色板以及“土山湾之子”徐咏青的素描、周湘的水彩画、张充仁为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特制的半身像，得到土山湾艺术熏陶的任伯年、徐悲鸿、刘海粟的绘画作品……透过展厅内泛黄的灯光，依稀能看到一个世纪前的孤儿学生伏案习画的身影。

土山湾画馆的历任主任：

1.范廷佐、马义谷时期（1852-1859）

1852年，西班牙传教士范廷佐在教区经费的支持下，在徐家汇的创办“艺术学校”，招收中国学生。此为土山湾画馆的前身。范廷佐自己负责教授雕塑和版画，意大利人马义谷神父讲授油画。1856年12月31日范廷佐逝世，马义谷在过渡时期成为这个“艺术学校”业务方面的实际主持人。

2.艾而梅时期（1860-1862）

范廷佐修士去世之后，学校的校务由中国修士陆伯都负责，而教学依然由马义谷神父负责。但是后来由于马义谷调往常熟、长兴、海门等地传教，教授油画的任务就落到了另一个法籍耶稣会神父艾而梅的身上。

艾而梅，字羹才，法籍耶稣会士，西文名Faustin Laimé，1825年出生于法国南部小镇勒东(Rédon)。艾而梅小时候即非常喜欢艺术，曾在巴黎美术学校进修过油画和雕塑。范廷佐修士病逝以后，教会方面对艾而梅寄予厚望，希望他可以为教会培养一些与他一样可以为教区绘制油画的中国人。艾而梅全心投入到培养中国的宗教画家这项事业中，他对美术学校的课程进行了大手笔的改革，并为学生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油画基础理论课程。但这却有违教会的初衷。于是，艾而梅的计划只能半途而废，尽管经他管理之后的学校，不论从艺术档次还是绘画技巧上确实有了一个不小的飞跃。教会的干涉对虔诚于艺术的艾而梅是一大打击，他死前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法国自己教区的本堂神父的，信中有一句话让人感叹不已：“请不要把太艺术的灵魂派到中国来，那样对他们将会是痛苦的煎熬。”

1862年，艾而梅在上海病逝。

3.陆伯都时期（1862-1880）

艾而梅去世后，教授美术的任务再次落到了陆伯都身上。虽然，范廷佐修士并没有培养出多少学生，而陆伯都正是这为数不多的学生中的一名佼佼者。

陆伯都，字省三，浦东人，圣名伯多禄，1836年6月26日出生于浦东川沙县城。陆伯都是范廷佐那个美术学校里的第一个学生，他在那里用了8年时间学习素描和雕塑以及油画。由于马义谷和艾而梅两位都是神父，按照教会的规定，神父负责传教而不负责管理具体的事务，因此，虽然陆伯都在美术上并不是很有天赋，但却勤奋好学，再加上性格也十分温顺，对他人十分体贴，因此，陆伯都这个大弟子很自然地在范廷佐修士去世之后接管了学校的教务。1862年，艾而梅神父去世，陆伯都开始全面负责画馆的教学与教务。

1872年，陆修士在获得上级允许之后，将范廷佐创建的美术学校从徐家汇搬往土山湾，从此，土山湾孤儿工艺院里便多了一个图画部（后人多习称土山湾画馆）,主任便是陆伯都，副主任是他的学生刘德斋。

陆伯都创作的作品并不多，已知的有：徐家汇老堂主祭台上的圣依纳爵画像、董家渡教堂主祭台边的圣弥额尔画像，以及教堂内有郎怀仁主教和倪怀纶二主教墓的小房间屋顶上绘制的圣类思像和圣达尼老像等。可惜，这些作品均毁于“文革”期间。

4.刘德斋时期（1880-1912）

陆伯都在范氏过世后担负起收徒传艺的重任，土山湾画馆正式成立后他是这个画馆的第一任主持。陆氏为画馆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热情，但他一直身虚体弱，长期患病，遂委托自己的学生兼助手刘德斋代理主持画馆的日常事务。1880年6月，陆伯都因肺结核病恶化而逝世，刘德斋正式上任，执掌馆务直到1912年，而这30年间也正是土山湾画馆发展最辉煌的时期，目前所知出自土山湾画馆的名人，几乎都是在刘德斋担任主任期间在画馆学习的。

刘德斋，名必振，号竹梧书屋伺者，以字行。1843年3月31日出生于常熟古里。刘家世代皆为天主教徒，19世纪50年代末太平军进军江南，刘德斋随逃难的天主教徒来到上海，不久即进入圣依纳爵公学，毕业后随陆伯都学画。1867年加入耶稣会。刘德斋先学中国画，后改学西画，以画水彩风景而知名。刘氏一度曾任土山湾孤儿院图书馆的主任，兼任画馆老师，后由于陆伯都体弱多病，刘德斋作为陆修士“最好的学生” 逐渐代他管理画馆的工作。据《江南育婴堂记》中记载：“同治九年（1870年），刘相公始每日至土山湾代替陆相公教画。” 1872年，画馆从徐家汇迁到土山湾后，刘德斋除代陆管理教务外还具体分管水彩画的教学。

刘德斋从1880年到1912年长期执掌画馆，既亲自教学，又管理协调，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为画馆的稳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1912年7月30日晚，刘德斋在洋泾浜的医务室去世，终年69岁。

刘德斋的作品现已知的有董家渡教堂中的守护天神画像，圣依纳爵、圣亚纳、圣德肋撒等画像也均为他所作。可惜，这些作品在“文革”中都毁于一旦。

5.潘国磐及那彦英时期（1913-1951）

潘国磐，法籍耶稣会士，1886年出生于法国，1913年来华，主要管理画馆和印书馆。也许真是当年艾而梅那封信影响了耶稣会的总部，所以才会派像潘国磐这样工科出身的“门外汉”来管理那些艺术的灵魂——当然，他也不是一窍不通的“空降兵”，他也懂图画，虽然最擅长的是工业绘图。

也许是前任刘德斋修士的光芒太耀眼，再加上潘国磐并不懂油画和水彩画，只是以谦逊和善的态度为大家服务，故虽然获得了众多工人学徒的爱戴，但在他管理期间，画馆并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他是一个守成型的管家。可能是教会方面发现，“门外汉”式的管理效果并不理想，1936年，画馆和印书馆分家，画馆再次成为一个独立管理的部门，与印书馆平级。潘国磐修士专职管理印书馆，负责画馆的则是教会派来的西班牙雕塑家那彦英。为了履行“一生都要为中国教区服务”的诺言，他将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土山湾的中国孩子们。1955年，由于潘修士签证到期被迫离开大陆，作为最后一个离开土山湾的外国人，当他与孩子们道别时，人们看到潘修士的双眼饱含着泪水。离开大陆的潘过磐来到台湾新竹北埔天主堂，并再次担当起老师之职，他不顾年事已高，每周带寄宿学生外出爬山，寒暑假带他们跋山涉水深入少数民族的村庄，为当地少数民族服务……1971年，当潘修士在一场新竹教区举行的活动上，偶遇在上海时结识的同会弟兄相聊甚欢时，突发心肌梗死，永远地长眠在他发愿今生今世不离开的中国。

那彦英，字蒙珠，1910年出生，西班牙籍耶稣会士。曾在西班牙本土学过雕塑和油画。那彦英1924年来华，原在西班牙耶稣会所在的安徽传教，后来才被调到上海。他性格阴沉、内向，不像前任潘修士那么开朗、豁达，这也使学生们普遍感到他“难以接近”。频频被人诟病的他，却意外地对于本来并不属于他管理的木工间学生徐宝庆倾注了很大精力。他是徐宝庆的启蒙老师，也是他最早教会了徐宝庆基本的雕塑技巧。在他担任画馆主任期间，土山湾画馆于1945年在上海大上海电影院二楼的宁波同乡会举办了第一次公开画展：“宗教艺术展览会” 。正是在这次展览上，徐宝庆的作品被精印出版， 其作品开始走俏。

那彦英修士1951年离开大陆后去了台湾，不久又去了菲律宾，1979年在马尼拉去世。

6.画馆的尾声（1951-1958）

1949年后，由于外国教士大量离开，土山湾画馆的业务和其他工场一样迅速萎缩。画馆的最后一任主任是中国修士余凯。他本是安徽人，对绘画颇有造诣，加入耶稣会之后才被教会派来上海。余凯擅长水彩画，他当年的朋友和学生还保存有一些他的作品。余凯执掌期间，正处社会急剧转型期，画馆业务实际已不可能有所作为，他也成了土山湾画馆的最后一抹斜阳。1958年，画馆正式并入上海五华伞厂 ，土山湾画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