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号线，他们静悄悄地“抱团取暖”

艺术家们凭借这种抱团取暖的日常生活，获取坚持的力量。

黄立言搬进“三号线”工作室之后，画风与性格都温暖明亮了许多。

▲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副教授、中国美协会员何建成第一个搬进“三号线”并为之命名。

祝东辉工作室。

周钦珊工作室。

孙嘉旋工作室。

近日，随着第一批入住的艺术家与地产方签订的租金合同到期，“三号线”艺术空间的生存前景出现了危机。艺术家们不堪重负，又无法放弃这块共同耕耘多年的艺术土壤，难以接受离开同道中人、独自一人闯荡的孤寂。是抱团坚守，还是从此各奔东西？信息时报记者前往“三号线”，访问了何建成等多位艺术家。

在广州地铁三号线市桥站附近，有二十来个艺术家聚集在一座叫做“侨基花园”的高楼夹层当中，致力于当代艺术创作。他们把这里命名为“三号线艺术空间”。从画家何建成2004年创办第一间工作室开始，“三号线”在广州人的视野中静悄悄地存在了八年。

近日，随着第一批入住的艺术家与地产方签订的租金合同到期，“三号线”的生存前景令人堪忧。新的合同租金翻出一倍有余，让这些本来就难以靠卖画维持收支平衡的艺术家更加不堪重负。另一方面，他们无法放弃这块共同耕耘多年的艺术土壤，难以接受离开同道中人、独自一人闯荡的孤寂。是抱团坚守，还是从此各奔东西？就这个话题，本报记者前往“三号线”，对何建成等多位艺术家进行了群访。

地价来袭：他们选择坚守

何建成是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副教授。他是第一个找到“三号线”的领头人，也是这里资格最老的艺术家之一，被大家戏称为“线长”。我们在“三号线”找到他的时候，他工作室的音响里正播放着《神秘园之歌》。悠扬、清澈而静谧的曲调与这里艺术创作的氛围如出一辙。想起我们走访过的“三号线”工作室，它们几乎都有着共同的风景：一对硕大的音响，一台咖啡机，一张黑白照片，墙上满是完成和未完成的画作，还有不少人会养狗、养猫、养鱼。音乐、咖啡、艺术和宠物，是他们创作最好的伴侣。用青年艺术家任松的话说，这些共同的爱好让他们成为一个“抱团取暖”的群体。

如今，地价上涨成为这个群体生存最大的挑战。来自重庆的画家孙嘉旋是第一批入住“三号线”一楼的艺术家之一，当她在2007年与地产方签订五年租约时，地铁三号线番禺段才刚刚开通。当时的租金是每平方米10元，每年上浮5%，到今年是12元。五年的城市发展让番禺的地价直线上升。据孙嘉旋介绍，他们在租期到期前一个月接到地产方提供的新合同，租金暴涨至每平方米28元。出于创作和存放画作的需要，他们的工作室往往需要150平方米以上的空间。算上管理费、水电费等额外费用，月租已逼近5000元。对于许多毕业不久的美术学院学生来说，他们卖画所得的收入无法支付这样的价格。

目前，孙嘉旋等合约最先到期的五人，已经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接受了新合约，成为决定留守“三号线”的第一批艺术家。他们介绍说，租下一间工作室，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金钱去布置和装修，装修费都是好几万，加上“三号线”已经聚集了一定的人气和族群氛围，要在短时间内把工作室搬到别的地方去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只能选择续约。

当代艺术的集体行军

“三号线”的艺术家，连名片的尺寸和格式都是统一的，这些名片由何建成亲自设计。在广州这块传统绘画占据审美优势的土地上，他们从事的是当代艺术创作，有时不为他人所理解，只有回到“三号线”，才在这里找到同仁，寻回一种集体式的艺术存在感。

“地价作为商业运作，不涨是不可能的。我们纠结的是作为一个团体如何继续，我们需要有个氛围。”何建成说，“艺术家作为个体可以走出去，但是这样就‘拆场’了，艺术家的交流就会变少。”任松告诉我们，他们平时在一起聊天，并不都是谈艺术。他们谈婚姻、家庭和社会，共享看法和资讯。他们成为彼此的镜子，互相映照，看到自己的生存状况。可以说，艺术家之间更多的影响来自生活上的互相支持和帮助，而不是创作风格上的。在作品上，他们坚持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正如何建成所言，“这是一种既松散又集合的形式。”

他们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常常受到周围亲友的质疑。青年画家黄立言来广州美术学院读研究生之前，曾在雷州半岛的老家做过几年教师，回忆那段时光，他说：“我觉得一个人要单独待在一个地方，需要内心非常强大。像我以前在雷州教书，总被看成是另类。周围的人会觉得你吃完饭就去打一下牌嘛，还画什么画。”2009年来到“三号线”后，黄立言寻求到了真正的理解，还有更加安静、舒适的创作环境。

为自己的理想买单

在交谈当中，何建成等人多次表示，他们并没有带着抱怨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其实在广州都不便宜，房地产商觉得我这是市场价，不贵，但艺术家还是无法承受。”黄立言则坦言：“别人没有理由为你的理想买单，这是个人自己的选择。”

既然地价上涨和艺术家相对拮据的经济状况都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就需要想办法应对。合约即将到期的青年艺术家周钦珊已经在网上寻求帮助，“而且是青年评论家胡斌给我写的广告词，”她笑着说，“目前还没有什么消息”。黄立言则显得相对“幸运”，他在2009年以7元一平米的价格租下三楼一间137平方米的工作室，合约后年才会到期。问起两年后作何打算，他戏言道：“到时候再说吧，艺术家的生存，不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嘛。”

何建成说，他们也在努力寻找新的空间，希望能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签约能够达到十年以上的地方，暂时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地点。“空间至少要能容纳十来个艺术家，每间工作室起码要150平方米。我自己一个人很容易找，但是集体要搬出去就难了。要照顾价格和远近的因素，综合起来不太容易找到。”周钦珊则补充说，保持一个集中的艺术空间在对外交流上是非常便利的。“比如外地的画廊，还有批评家之类，有时候来广州考察艺术区或者艺术家的状态，你如果散落在各地，他们就很难一个个去看。”

当代艺术在广东何去何从

维他命空间、如意画廊、扉艺廊、时代美术馆……这些本地的画廊和美术机构一直在支持当代艺术的创作，但相对于北京、上海等艺术中心城市，他们的数量依然屈指可数。“三号线”租金危机的背后，影射出的是当代艺术创作者的生存困境。在视觉习惯更加倾向于传统绘画和写实艺术的广东市场，当代艺术作品比较难获得市场的青睐。

黄立言认为，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某些画廊想要“赚快钱”，追求能够马上兑现的利润，从而缺乏与艺术家一起成长的魄力。相比之下，北京的艺术机构和画廊数量更多，包容性以及为年轻艺术家投资的力度也更大。“现在很多情况是广州人去北京、上海发展，在那边成名了，广东藏家又到北京、上海去把他们的作品买回来。”

何建成则指出，广东的艺术投资者会盯住那些“好卖”的作品，而广州和北京的差异其实体现了南方人和北方人性格的差异。北方人相对豪爽，虽然敢于为年轻艺术家冒风险，也在培养新人的同时产生了很多失败的例子。广东人做艺术投资则相对谨慎。“他会先了解这个画，这个人，在市场反应怎样，已经有一定的卖相了，才帮你做。”

他们热爱广州这块包容开放的热土，也很羡慕成都等地的艺术生态：“成都的年轻艺术家可以在创意产业园中以很便宜的租金租到工作室，与市场差价不足的部分由政府提供补贴。如果在广州也能找一个废弃的工业区，由政府扶持艺术家集中，安心创作，对广州的艺术生态会是有效的培育。”

本版采写 信息时报记者 冯钰 实习生徐培木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陈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