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离婚和浪漫主义的结婚

每个时代，人们都在演绎着各自的人生故事，对于记忆，人们选择尽量持久地保留其间的美好。早报2月27日大都会版刊登的专题报道《我俩的故事》中的耄耋老者饶平如，用朴拙的漫画笔意，在爱妻去世后的四年中的每个下午，绘出六十年间的相濡以沫。

下午的日光，逐渐黯淡，如同老人日渐衰老的记忆，他企图借助画笔挽留妻子渐行渐远的身影。留驻于老人记忆深处的段段生活轨迹，在有着同样经历的国人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但是在这些毫不避讳地受到丰子恺画意影响的画面中，可贵的恰恰是个人情感在社会历史背景下的跌宕记录。

在老人的画册里，遇见妻子美棠是在自己11岁那年的暮春，彼时的她只有8岁，扎着羊角辫，玩着他递给她的新玩具。1948年结婚照里的青春光辉，1949年时的偏安，五十年代初短暂的欢欣，五十年代末面对“划清界限”威胁的妻子的坚定、卖掉最后一对金手镯时的无奈，七十年代末回城的憧憬，直至弥留之际妻子眼角的一滴泪，六十年相伴的时光，起起伏伏，流淌于老人的笔端，从中依稀可见的是大时代动荡背景下个体命运的转折。

《我俩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在瞬间打动众人，恐怕与其中透出的古典浪漫主义的不离不弃的婚姻观有关。国人对于婚姻的态度，长时间来被现实主义所驱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的历次政治动荡中，夫妻之间为了“表忠”宁可互相揭发，彼此划清界限；当今很多夫妻为了出国，为了城市户口，为了在拆迁的再分配中多分一套房，多分几万块钱，为了能够多生一个孩子……而故意“婚变”。细数下来，不难发现每一次波及面广泛的政策改变、政治风云变幻，常常在民间悄然催生出离婚的高潮。在普通人的智慧和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最快最省力最低成本的祭品，往往就是婚姻。

笔者身边有一对在银行工作的年轻夫妻，职位升至单位中层，近日来却私下以商谈协议式的口吻在讨论离婚事宜，起因不过是因为如果两人离婚，那么无论两人中哪个人买房，房贷都可以首套房贷的利率来计算，仔细算来，若还十几年的房贷，便可以节省多少多少万的利息钱。

据2月28日早报大都会版的一则报道，上海的结婚越来越晚，离婚越来越多。诚然，离婚率的提高不妨看作是社会急速转型期的一种必然，也是对人类天性的释放。人们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离婚率的提高，未尝不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而在《我俩的故事》里，饶平如和妻子毛美棠在漫长的六十年里相濡以沫，他们的关系不为周围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所驱使和绑架，婚姻关系的维系在六十年里因此而纯粹。

回到婚姻最初的起因——情感、依靠、相伴到老，这才是最动人之处。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很少会有人选择维护婚姻，两位老人所坚守的，正是当代人所缺失的。

上海 徐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