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心理疗治与自我救赎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的繁荣可能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的异化导致的官僚腐败。它真实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文学作为“历史的书记官”有义务对其做出必要的反映；二是商业文化的驱使。商业文化可以消费一切，当官场腐败被文学的形式呈现而出现在文化市场之时，事实上，它也就作为一种可供展示的奇观被消费了。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官场小说：一种是以“文化批判”为目标和诉求，它在揭示权力腐败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滋生这种现象的社会文化成因；一种则以“正剧”或“闹剧”形式搭乘了商业霸权的快车，在展示甚至“观赏”官场腐败，并以政治正确的面貌出现的同时，实现了市场价值的目标诉求。简言之，诱导读者在官场腐败中猎奇与消费，以求较大的市场发行量。

官场小说是政治文化的一种表意形式。它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可以作为社会群体对政治的一种情态观念的简约表达。官场小说的成因复杂，如果把其反映的官场腐败仅仅归结于“商业主义或市场形态之霸权的表意”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它背后最具支配性的因素是权力意志和权力崇拜。中国古语所说的“入朝做官，兼善天下”，不仅是读书人的人生理想，也是他们人生的价值目标。要“兼善天下”就要拥有权力，权力意志和兼善天下是相伴相随的。对于没有拥有权力的大多数人来说，权力崇拜或说权力畏惧，就是一种未被言说的社会心理。

《世事天机》是杨志鹏新近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从文学类型的角度来说无疑也是官场小说。它在基本结构、人物关系、情节设置等，与其他官场小说并无太大差异。官场常见的社会场景、话语方式、腐败特点、权钱权色交易以及各种会议、宴请等，读者已经耳熟能详。如果《世事天机》仅仅写了这些，我可以肯定地说，这部小说的价值可能要大打折扣。但关键是，面对现时流行的世相世风，杨志鹏有新的处理方式。事实上，关于反腐的各种政纪、法令、规章、惩戒，一方面是警钟长鸣，另一方面却屡禁不止。究竟是世风日下、世相迷乱还是人心欲壑难填？《世事天机》用怎样的方式去表达当今社会的风貌与人心？用怎样的方式疗治社会的溃败并实现自我救赎。关于官场，杨志鹏能为人们提供多少值得关注的新的人物和讯息？

《世事天机》以文人黄嘉归下海经商为主线，先后塑造了官员梁大栋、商人郑仁松、藏传佛教高僧班玛大师以及卜亦菲、周时迅等众多人物，共同演绎了一场惊世骇俗的人间大戏。黄嘉归弃文经商开发空山风景区，出任企业董事长。这一选择几乎是宿命般地将他投入到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他不得不用世俗的方式处理他面对的人与事；作为开发区主要官员的梁大栋,虽然有能力、有魄力，但更重要的是，他将如何利用他的权力。开发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新的区域空间——它意味着现代、高科技、经济发展，那里人才集中、资源集中、权力集中，当然也意味着高额利润分配和新的机会，意味着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利益的角逐。于是，各色人等集中出现在这里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人多的地方就有故事，何况开发区集中了社会上最有活力、最有追求也最优秀的众多人物。但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驱使驱动的不仅是人的流动，同时，更催生了一个“风险主体”。这个“风险主体”无影无形，但是却具有巨大的支配性。这就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如果没有被制约，就会突破所有的边界。梁大栋、郑仁松、欧阳玉娟、戴力行、史九刚、贺有银等，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风险主体”的控制或支配，最终走向了正当欲望实现的反面。小说在对官场生活的描述，对不同层次、不同身份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对细微处人物表现、特征揭示的处理上，都显示了杨志鹏所具有的文学才能和想象力。有很多细节都颇见功力。如，对梁大栋励志的动力和过程的书写、对黄嘉归将心仪的欲望对象拱手献出时的矛盾心理的书写等，都是小说最华彩的段落。

官场小说并非自今日始。晚清小说自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出版后，以官场为表达对象并于书名中点明官场的就有19种之多。可见晚清小说谴责批评之风的盛行。但晚清小说多写官僚的贪婪、昏庸、残暴和伪善，以激进的言辞穷追猛打，既解了作家的心头之恨，又在读者中获得了奇观满足的阅读效果。《世事天机》在这方面与谴责小说有谱系关系。但是，正如学者余世存在序中所说：“因为慕道修行，作者并不以文学为最高宗旨，因此，小说所具有的典型或人物塑造并不是本书所追求的。”在我看来，疗治社会之溃败和实现自我救赎，才是小说要表达的终极目标。于是，人物之一班玛大师就有了巨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这个高僧闭关修行数十年，他因缘说法、布道助世。他像一束光芒，照亮了迷途者的道路。余世存序言曰“回头”，这既是佛教教义的劝戒，也是现代性走过了头之后的理性选择。当然，也更是杨志鹏《世事天机》的最终旨归。因此，《世事天机》是一部新时代具有“警世”、“醒世”和“喻世”功用的小说，是一部具有“现代超克”价值和意义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