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影像让人牢记

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红卫兵

1983年广州首届大龄青年集体婚礼

1995年武汉-长沙

1996年广州-成都

1991年的“大眼睛”苏明娟

数码技术和手机摄影的普及将我们带进了“全民摄影时代”，路透社、美联社、中国日报这样的权威媒体也采用了手机摄影作品作为大专题的“头图”。从影像稀缺到影像泛滥，什么样的影像能让人牢记？《影像中的国》用影像和文字记录当代中国无数个瞬间及图片背后的故事。26位摄影家以镜头代笔,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了激荡变革的时代和随着历史跌宕起伏的个体命运，见证了这个国家的伤痛和辉煌、世间的人情冷暖。通过解读照片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带你回味历史细节。

被卖到20万元的“废片”

问：在拍卖会上被卖到20万元高价的那张照片“大海航行靠舵手”，当时的拍摄情况是怎样的？

翁乃强：我没有想过要叫“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个名字。拍摄的时候刚好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西南角上，下面是很多人拿着红色语录本向毛主席挥手欢呼。这张照片在构图、形象等各方面都比较好，能够反映出那个气氛以及领袖跟群众的关系，所以我就拍了。后来我也不知道谁为这张照片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个标题。

问：也有人评论说，那张照片在当时应该是一张“废片”——因为领袖形象不够突出。

翁乃强：不能这么说，虽然小但是很突出，毛主席在画面的中心位置。那个时候有些人就说，你拍领袖人物要高大，可是艺术的东西也不一定。虽然是很小，可是他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也很突出，这就是艺术的表现。而且可以表现跟群众的关系，一个氛围。我相信当时要发表也可以发表。

拍别人视而不见的

王福春：人人都会坐火车，人人都有感受，不管谁看到这些照片都有感情——当年的红卫兵、下乡的知青、上大学的大学生、农民工、单位的产品推销员等。那个时代车次少、车速慢，一票难求，人满为患，他们有这个情结在里面。外国人看啥呢？他们很难看到这么丰富的中国人，一看就会感到非常新鲜。影像是国际语言，不需翻译，一看就明白。

我过去特别喜欢漫画，我会尽量把漫画的元素潜移默化地融入我的摄影作品里，就是现在说的冷幽默、灰色幽默、黑色幽默。我争取将带有刺激性的东西都潜移默化地融进去。2000年我应邀去参加丹麦奥登色（Odense）国际摄影节。还没有展览的时候，一位荷兰摄影师看到我的作品，激动地说：“这张照片我买了。”我那时候还没有卖照片的意识。我说：“你喜欢我就送给你。”他马上说：“那不行，我必须买，买是对摄影师的尊重。”他看中一张什么照片呢，就是一对情侣躺在一个卧铺里，我问他为什么买这张？他说：“这张是中国啊。中国人含蓄温情，情感不外露。”

经过那一次的经历，我一下就明白了，拍照片拍你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化的、趣味化的、民族化的，这是最重要的。摄影是发现美的瞬间艺术。就是拍别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平凡生活的闪光点，这就是高手。

不要假惺惺的摆拍

安哥：我的摄影集《生活在邓小平时代》这套书影响很大。这种反映自己真实生活的照片，是当年我们在主流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比如说那个时候的《解放军画报》或者中央新影来到西双版纳采访我们知青，我们那时候还是少男少女。上了山以后，男生都脱光膀子劳动，大汗淋漓，朝气蓬勃，而且那时候我们真的是自愿去的。当时的摄影记者对这样的场景视而不见，所拍摄的更多的场面是让我们搬着小凳子，拿出《毛主席语录》，坐在那儿学习，一本正经的、假惺惺的。

我希望通过我的摄影，把我和我的同伴、几代人的人生，包括新中国经历的酸甜苦辣表现出来，但是还差得很远，还得继续。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希望，可能我们这一代人爱讲一些宏观和大的事。但是，这些宏观和大的事情是和每个人的人生紧密结合的，其实现在年轻人把个人的感受表达得特别好。这本身也是一种时代感，我也要向他们学习。但是，这些个人感受怎样与大时代产生“交集”还值得研究。

《大眼睛》之后的负债

解海龙：1991年4月，我第一次以“希望工程”为专题名称出去拍摄。我来到大别山革命老区，这里是山区、国家级贫困县。围着大别山，我转了24天。那次一共去了6个县，平均每个县拍摄四天，我背了70个胶卷，拍完了40多个。沿途我见到了很多革命烈士的后代，也见了一些老红军，他们在河滩上砸石子，生产铺路石，孩子们也跟着砸，每砸出一吨给几块钱，太苦了。《大眼睛》那张照片拍摄日期是1991年4月8日,星期一。三天前我们就到了金寨，拍了一些其他题材照片。星期一，我们在大山里走路的时候看见远处有几个孩子，背着破烂的书包，衣服也很破旧。我就知道他们是上学去，于是就跟着他们，看看他们一天上学的路要走多远、走多长时间、有什么困难和危险。后来到了渡口上船的时候，他们看我上船了就问：“叔叔为什么老跟着我们啊？”我说：“我想看看你们学校在哪儿。你们都叫什么呀？”他们就往我手上写，说的话听不太懂。孩子们都上课了，我就把相机拿出来，看到其中一个孩子眼睛特别大、特别专注，这是我一直寻找的影像，所以看到这个场景之后，我就把她拍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苏明娟。

拍了《大眼睛》之后，苏明娟的一位老乡找到我说：“你能不能跟我出去一趟，今天下午带你去见一个人。”我跟着去了，到了人民医院的病房，一个小女孩剃了一个秃头，十二三岁，她说：“您是解叔叔吗？我最爱看您拍的《大眼睛》的照片了。”——两句话先把我给封死了。我问她怎么了？她爸爸赶紧介绍，说她得了白血病，你能不能帮一个忙，呼吁呼吁。我听了之后正在犹豫的时候，她妈妈说：“孩子快起来，给叔叔唱一个黄梅戏吧。”这样，孩子就起来给我唱了一段黄梅戏。临走之前我拍了一张照片，是她打点滴时自然的状态，回到家以后，拿起稿子赶紧发表去了。隔了几天，报纸上发表出来了。我拿着报纸跑到人民医院去找那个女孩，但是护士告诉我，那孩子前两天已经去世了。太快了！所以，我老是说，我拍谁就欠谁的。拍了谁，就是一种负债感，我一定要还。那个女孩子，我欠她的——黄梅戏你听人家的了，照片拍了，你没有还人家……

选自《影响中的国》 (李玉霄 沈洪编著 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