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一座城市的甜美标签

杨博 李小波/文

【蜀中三味之 糖 篇】

四川糖业文化史，由于种种原因，几近淡忘于记忆的长河。当走入远近闻名的市中区沱江乡，漫步于龙门镇这个古老的码头，在江边咀嚼着甜蔗，我们都是甜城蔗乡最好的见证者，那些鳞次栉比的青砖黛瓦如同糖业文化的珍贵片段，在冬日的阳光照射下逐渐得以清晰。

丝路传递的印度糖史

秋末初冬，在中国南方的大地上，近千万亩蔗林正在蓬勃生长，北纬30°穿过的这片肥沃的土地，适量的阳光和湿润的空气，使得沱江流域成为我国甘蔗地理分布最北的主产区。

四川产糖区域的分布，最主要的产糖地均在交通运输便利的沿江沿河各地，其中以沱江流域为主。以内江为中心，沱江沿线的资中、富顺、简阳一带历史上便出产红糖。红糖是从甘蔗中简单提取的粗糖，由于没有精加工，它几乎保留了甘蔗汁中所有养分。在中国，红糖通常被当做营养品，而这种营养品的制造技术却来自于遥远的印度。

甘蔗制糖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是公元前300年的印度的《吠陀经》，印度是世界上最早的植蔗国，也是甘蔗制糖发源地，在世界早期制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最早记载甘蔗种植的是东周时代，从那时起，蔗糖的原材料甘蔗，就开始从印度逐渐传到了中国南部。屈原的《楚辞·招魂》中有这样的诗句：“胹鳖炮羔，有柘浆些”。这里的“柘”即是蔗，“柘浆”是从甘蔗中取得的汁，说明战国时代，楚国已能对甘蔗进行原始加工。到了东汉，张衡著的《七辨》中，有“沙饴石蜜”之句。这里“沙饴”二字，是指制得的糖有微小的晶体，可看做是砂糖的雏形。

虽然经过甘蔗的本土化改良，但是中国人的制糖技术却进步缓慢，从先秦时代将甘蔗汁提炼出稀稠的汤汁“蔗饧”，到东汉的“沙饴”二字，千载岁月已逝却只完成了从液体到固体的初级加工。而印度的红砂糖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那种高甜度、带着植物芳香的红紫色结晶令当时的达官显贵垂涎欲滴。

公元647年，唐太宗派人去印度学习熬糖法。印度的制糖技术通过交趾（今越南），经大理传至四川盆地。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工艺在四川糖区相继出现：公元674年，四川糖业作坊发明用滴漏法制取土白糖。白糖的出现，标志着制糖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土法制糖在中国沿用了千余年。同时，唐大历年间，四川遂宁一带出现用甘蔗制取冰糖之法。冰糖的制作，为制糖业增添了独特产品。

北宋时期的遂宁人王灼曾游历沱江流域，对沿岸产糖技术了然于胸，公元1130年，他撰写出我国第一部制糖专著──《糖霜谱》。书中记述的采用牛拉石辘多次压榨取汁的方法，与现代的甘蔗多重压榨原理相似。

当中国制糖技术经过印度智慧的加入而一日千里的时候，印度人却长时间为印度糖暗黑的色泽伤透了脑筋。他们一直在寻求的使糖色变浅的方法一直没有出现。这时，南丝绸之路承载的中西文化交流再次发挥了巨大的创造力，中国人的制白糖、冰糖技术通过这条大通道回传印度，世界最大两个产糖国的经验交流瞬间改变了人类的《糖史》。自然，在这次中外智慧的碰撞中，四川糖产业无疑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沱江女儿的柔情

如果说每个地方的气候、物产，造就了各地不同的市井风情、人物个性的话，那么以蔗糖闻名的内江，这里的人们皆有糖一样甜美迷人的魅力和娴静温和的脾气秉性，其中又尤以甜城女儿们将这样的优秀特质体现得最为纯粹。

画家张大千是内江人，他和他的夫人们便是甜城儿女最优秀的代表。张大千年少时，父母包办的妻子名叫曾庆蓉，内江人，小张大千两岁。曾夫人知书达理，待人宽厚善良，相夫持家，孝敬公婆，是典型的旧式主妇。虽是媒妁之言，但夫妻俩感情笃厚。曾夫人一生未曾随夫婿外出游历应酬，但她恪守妇道，持家教子，为抚养张大千二夫人所生的几个子女，呕心沥血，尽了人妻人母之责。

曾夫人在婚后第十一年生下了女儿心庆，这是她和大千唯一的爱情结晶。1949年末，张大千在离乡之际，把她们母女留在了大陆。新中国成立后，她们生活极端困窘，漂泊在外的丈夫也音讯杳无。1955年，曾庆蓉在成都毅然将家中留存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约100余幅，交给了四川省博物馆，为张大千的画作不致散失，做了一件极为有益的事。1961年，曾庆蓉在成都病故，享年61岁。曾夫人身后凄凉，家中无钱下葬，幸亏四川省文化厅拨款300元，方使曾夫人入土为安。

由于曾庆蓉婚后两年都没有生育，1922年春，由家人张罗，张大千再进洞房。第二位夫人叫黄凝素，也是内江人。黄夫人秉性聪敏，略通书画，她不仅伺候张大千作画，而且一个接一个地为他生了一串儿女，同时，还常常陪张大千外出游览写生。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张大千二进敦煌临摹壁画，要黄夫人同往，黄凝素便毅然决然带着儿子和门人，奔赴风沙弥漫满眼荒凉的大漠戈壁，在生活、工作都极端艰苦的情况下，陪伴张大千完成了他艺术生涯中的一段辉煌之旅。

张大千的两任夫人，一位娴静善良，一位甜美聪慧。娴静甜美，这大概就是沱江水养育，甘蔗汁滋润下的甜城儿女最优秀的特质，而这一份娴静甜美不仅来自于张大千这样的书香门第，而在历史的长河中诞生在千千万万沱江人家里。

蔗糖寄予的幸福祈望

中国人在品尝生活的甘甜之时，似乎也很善于欣赏苦。到了凄风苦雨的民族灾难之时，虽然不能由糖而产生生活幸福之感，但糖分的摄入一样能抚平内心深处的创伤，油然而生对春天温暖的祈望。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动荡时期，位于市中区沱江乡的曾家大院开始频频被盗贼洗劫，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座曾家大院承载着内江糖业文化的辉煌历史。曾家大院的第一任主人曾达一，这位让内江人创造过辉煌的福建平民，当年随“湖广填四川”来到内江后，带领族人凭着顽强坚韧、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得以立足。定居后他又将福建优质甘蔗种带入沱江乡栽种，代替本地长期以来产量低下的“土种甘蔗”，使因战乱濒临绝迹的甘蔗种植业在内江得以复苏，并迅速传入隆昌、资中等地。从此，川流不息的货船将各地的甘蔗运送至此，又把甘美的糖制品运往四面八方，“内江甜城”的美誉随风远扬。

清末民初，四川产糖占全国69.2%，内江就占了四川的70%，沱江两岸是“三里一漏棚，五里一糖房”，曾家的糖房最多时就达一千余家。正是这些星罗棋布于沱江两岸的糖房和无数制糖工人，创造了内江糖业历史的辉煌，为我们写下了内江近代民族工业史上壮观的篇章。

抗战时期，中国石油进口数量锐减，滇缅公路被封锁后则完全中断，国防及大后方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交通运输任务均由公路上的酒精车完成。制造酒精的原料主要是红糖、桔糖、糖蜜(漏水)，如果糖品供不应求，则会严重影响酒精的生产。1942年3月，国民政府决议“制造酒精原料之糖蜜‘漏水’免征专卖利益”。糖品因酒精的战略地位而成为国防动力原料之一，战时酒精工业因四川省发达的蔗糖业而勃兴，内江糖业担负起了新的历史使命。

当时，四川省内主要的产糖区域均分布在沿江、沿河地带，比如在长江、沱江、嘉陵江、渠江等江河两岸，而沱江流域以其植蔗面积、糖品产量、制糖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四川省最负盛名的产糖区域。

当沱江出产的蔗糖不能为沿岸居民带去甜蜜的时候，正是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当一批批蔗糖变成酒精去支持运输，保障供给，甜城人民用自己的方式去和国家共渡难关。的确，不是所有的糖都让人拥有甜蜜，在那些风雨飘摇、山河色变的岁月里，我们没办法品尝到蔗糖的甜美，但是仍然可以去畅望，去期待，去感受明天幸福的滋味，也是沱江不变的甜美滋味，因为胜利和光明总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