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平和而渐进的中国

2011年10月14日 14:13
来源：凤凰网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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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以眷属，方便，文字，境界，实相为五种智慧，分成不同的人生层面，没有一种人生是可以速成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生活智慧，一向不追求迅速，而是保持从容，多思的状态。只是在一百年前，中国与西方文明对撞，抗拒、颠覆、离乱、更新的大图画中，裹挟着无数细节，声、光、电即将照亮蒙昧的前夜。许多人登上了火车，许多人收到了电报，许多人讲着英语，许多人离开故乡，每个人都在大的改变当中，实现着自我小小的变形。时代就像一部大机器开始重新组装，喷出缓慢的蒸汽，发出错乱的混响，当然，那远远不是一个完美的时代，内乱加外困，民穷而国弱，然而商业之公平，学术之进步，教育之普及，人心之开化，道德与规矩，风土与光景，在西风东渐之下，仍然自有其准则。这准则就是与世界俱进的价值观，一个真正平和而渐进的中国。

西风

1933年，年方24岁的乔治·斯图尔特，已经是英国汇丰银行伦敦分行的高管，这一年他被派驻上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从英国到上海要乘船6周时间，越过大洋之后，途中停靠充满异国风情的远东港口，科伦坡，槟榔屿，新加坡和香港，欧洲人在上海工作意味着享受特权生活，赛马，高级舞会，拒绝女人和华人的高级俱乐部。这座城市当时是国际大港，好莱坞电影和百老汇歌曲总会及时流行，《字林西报》上报道当地租界生活和内地的战争消息，当然，上海还不完全代表中国，它只是一个怪影，让美国人看傻掉的是，英国人在上海的刻板守旧已经登峰造极：作为全中国唯一国际化的消防队，工部局消防队居然穿着燕尾服、白衬衫和领结来救火！

比斯图尔特稍晚到达上海的爱德华·沃德，一位路透社记者和广播员，选择了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它是前往远东最快最便宜的工具。从莫斯科到满洲里，票价60英镑，行程为8天。虽然欧洲人都不爱乘坐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火车，但在这片大陆上也别无选择。即便是当时的快车，时速也不超过30英里，车厢是革命前的产品，长毛绒软垫，红木和黄铜饰件，二等车每两个包厢合用一个盥洗室。当火车爬行上坡时，沃德甚至可以跳下车，跑步与它同行。为了度过漫漫长夜，人们在不同的车厢举行舞会，香槟、伏特加，狂吃鱼子酱，……沃德从满洲里转乘中东线火车到达大连，再从大连乘船前往上海，在法租界的一幢公寓里安顿下来，他发现，这里的生活费仅需伦敦的一半，而他的收入却增加了一倍。 1936年，华懋饭店顶层以及后来开张的仙乐斯舞厅，大华饭店的全国舞会，是上海最热闹的社交场所。爱德华·沃德后来到过60多个国家，在他回忆中，上海仍是30年代的样子，他觉得那是安度余地的理想地方。

中国并非毫无怨言地接受着西方的一切，但是得失暂可不计，如鲁迅所说，姑且奉行拿来主义。显然，好景不长，随之而至的战乱将中国推入深渊，一个短暂的相对平和时代结束了，维克多·沙逊的华懋饭店被日军接管，又过了十几年，这位在上海拥有750万英镑资产的爵士终于落得血本无归，但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哦，是这么回事。”

从容

据说这是释伽牟尼一天的呼吸次数：平均21600次，大约每4秒钟呼吸一次。而气息在人体血脉中遍行一周，需要一昼夜时间。因而佛教密宗认为，延长和放慢呼吸，减少次数，可以延长寿命。

但修炼的目的并非延长寿命。把一己之爱转换成面向众生之爱，由博爱而无我，这是佛家修持的正觉。那个时代中西合璧式的人物很多，但李叔同只有一个。

出身巨富，二十文章惊海内，西洋戏剧，音律，绘画，诗词，李叔同的前半生遍拾人间享乐与艺术，后半生遁入佛门，遗世而独立，连张爱玲也曾说“不要以为我是个高傲的人，至少站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外，我是如此的谦卑。”

世人都以为李叔同的出世无人能及，岂知他只是放慢了呼吸，真正停止在一个合适的节律之上。他的基于维持生命的物质需求，与最大化地感动大众，恰成反比。以至于任何时候你读到他循序细密的开示，都会得到一种呼吸的速度，那就是从容。

轻财

张伯驹晚年与夫人潘素住在一间拥挤的平房里，在胡同口的小店吃烧饼，吃剩了就用手帕包着走回家，邻居见了都亲热地打着招呼。没人知道，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展子虔的《游春图》，黄庭坚的《诗草》，李白真迹《上阳台》，这些书画都是张伯驹买下后捐给国家的。每一件都是国宝。

生于官宦世家的张伯驹，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不穿西装，常年一袭长衫，与袁克文、张学良、溥侗并称“民国四公子”。他惟一的爱好是书画，为了买下《平复帖》，他辗转托人，花了四万大洋。《游春图》则变卖了一所宅院，凑到240两黄金才买下。几百两黄金的一张字画，他只要见到就收，卖房子，首饰，借钱，也要弄到手。他说“不知情者，谓我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钱对于这个见过钱的人来说，实在不算什么。

现在屯积居奇，以藏品为投资，拿假画当真迹的时代，真应当怀念这位赤子之心的民国公子。

有信

1927年，鲁迅在广州，刚刚辞去中山大学的教职，闲住了几个月，又遇到太古船员罢工，他给朋友写信说：“……到上海寻一点饭，政教两界，不再涉足，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这两年间，他漂流闽粤两省，编好了一部《唐宋传奇集》，改定了散文集《朝花夕拾》，照例也随处结了不少怨敌。他终于在9月29日购得船票，于10月4日到达上海。临行前他写信给台静农，谈起诺贝尔文学奖金打算授予中国作家的新闻：“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

1928年，鲁迅的身体开始变差。他写信给李霁野诉苦，“酒是早不喝了，烟仍旧，每天三十至四十支，琐事非常之多，我知道我的病源，只要什么事都不管，玩他一年半载便好。但是这如何做得到呢。革命文学现在不知怎地，又仿佛不十分旺盛了。他们的文字，和他们一一辩驳是不值得的，因为他们都是胡说。”

1932年，鲁迅回北京住了16天，因为母病，其间讲演5次，见过了老友台静农和李霁野，于11月28日搭乘返程火车，30日夜方到上海。当时火车时速不过30公里，而夜间不行车，旅客需停宿途中，白天再行。

从这些情绪丰富的书信中，如见鲁迅其人之风趣，之气味。信是通讯工具中最为久远而迅速消失的事物，人与人之间不再通信，不知有谁会以为遗憾。邮传时代，写信是如此自然，而收信人所感到的亲切，是需要一定的等待才能获得的，今天这一切已不复存在。

乐事

1930年，梅兰芳访美引起轰动，在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地演出72天，并获南加州大学文学荣誉博士。这位“眼神最美”的戏剧家，在美国记者的眼中是这样的：“他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演员，他10岁就上台演出，他拥有400个保留曲目，他创造了一个流派，或一个传奇……”

中国人可能更乐于谈论梅兰芳身上的“君子”气质。那是揉和了汉、晋、唐、宋的优雅风度。四大名旦中，梅的唱腔是最单纯的，几乎没有花腔，但要掌握其神韵，却是最难的。

京剧的速度对于今天的生活来说显然还是太慢了。它的发明时期最快的交通工具不过是船和马，所以那时的音乐也像行云流水，一唱三叹，演的与看的都急不得。中国众多乐器中，最快的莫过于琵琶，在唐代就有西域琴师对决琵琶的乐事，以速度快者为胜出，但也只是昙花一现。音乐诉诸情感，呈现的总是当时当地人的风貌，中国人的生活变化缓慢，偏向静态、安逸，音乐也在戏剧中陶练圆熟，就像东方人的含蓄、俊美，需要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