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德堡号”沉船的灿烂文化记忆

大航海时代的贸易交流

260多年前，“哥德堡号”是一艘木质商船，也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大的远洋运输商船之一，全名为“东印度人——哥德堡号”。它多次往返广州和瑞典，满载瓷器、丝绸、茶叶等来自东方的物品，在瑞典贩销。到了16、17世纪，古老而富庶的中国却将自己封闭了。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年)颁布命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对于和洋人做生意的海商，要施以严刑峻法。自那时起两百年间的中国，再也没有郑和下西洋的雄壮船队，充当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文化往来的友好大使。清王朝对与西方贸易的态度，是戒备、限制，加上封关自守，整个中国的沿海只有广州黄埔古港一个口岸允许通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废除“海禁”、“开海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中国只有一个通商口岸，对外贸易集中在广州进行，十三洋行包办了对外贸易。

此举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瓷器是当时主要的出口商品，数量巨大。在“哥德堡号”最后一次驶离帝国港口半个世纪后，怀着同样目的的不列颠使团来了，请求声威赫赫的乾隆皇帝开放口岸，欲将物产丰富的中国纳入西方贸易体系。但老迈无知的乾隆皇帝用一份傲慢的敕谕送走了他们：“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民国人物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说：“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坦，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然后售之于西商。”据记载：“美国旅行者William Hickey 于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参观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工场，描述道：‘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这种工场当时竟有一百多个，这也说明外销数量之大。”

此时的欧洲恰恰相反，进入了一个充满扩张历险的“大航海时代”。中国在他们眼中不仅宝藏满地，而且神秘无比。唯一的出口口岸广州更是无比的繁华，珠江上的船舶运行穿梭，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一般繁忙不息。从这里，外国商船把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向欧洲乃至世界各地。1743年，“哥德堡号”又开始了它的第三次远航。像往常一样，它在西班牙卸下木材、金属等本国特产，换取当地的白银。离开西班牙之后，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用3个月的时间，直奔印尼的爪哇岛。从西班牙到印尼群岛，通常要经历3个月炼狱般的航行，其中绕过非洲好望角的一段航程，尤其险恶。

“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是1887年德国学者李希托芬首次提出的，自此几乎举世公认是“沙漠之舟”和“沧海之舟”共同承载了中国两千多年对外交往的厚重历史。

17世纪晚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命令他的宰相马扎兰创立中国公司，并派人到广州订烧带有法国甲胄纹章的彩瓷。之后，中国的精致瓷器和优美绸缎，都成为法国上流社会的时尚用品。当时洋人在广东开办鸦片烟馆，用的茶具，均为彩瓷。这种彩瓷也被后人称之为广彩。广州荔枝湾区有一条老街，据说是广彩的发源地。我写《寻访中华名窑》一书时，曾到那里寻觅，想找到已逝去的遗迹，但找不到任何关于广彩瓷窑遗址的蛛丝马迹，甚至连烧制瓷器的高岭土也找不到了。

广彩与五彩、粉彩瓷器都是釉瓷上绘有多种彩料，二次低温烧成的品种，颜色主要有红、绿、蓝、黄、紫等，人们统称其为五彩。直到民国初期才有人把广彩从五彩、粉彩中分离出来。广彩的早期师傅来自景德镇，他们把传统的五彩、粉彩、珐琅彩的技法和颜料引用到广彩瓷中来。

广彩大部分用于外销，造型多以西方生活方式所需定制，具有浓重的西方文化艺术色彩，但装饰内容却极富中华民族的特色。广彩以图案为主，装饰的味道特别浓。构图设计讲究完整、统一、和谐，色彩艳丽、浓烈，用金比较多。随着海外大量新颜料的引进，色彩更加灿烂艳丽，织金满地，金碧辉煌，广彩瓷逐渐地形成了 “堆金积玉”的独特风格。2005年秋天，我专程去北京参观在故宫午门城楼展出的“瑞典藏中国陶瓷展”，了解当年“哥德堡号”打捞出水的大量精美外销瓷的情况，见到了许多精致的传世广彩和大量出水的广彩瓷器，其画面之生动富丽，堪称一流。在英国、西班牙、德国、丹麦、瑞典等国及欧洲其他城市的王宫和博物馆及古玩市场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广彩瓷器的倩影。

明清两朝的锁国政策，致使中国失去了走进资本主义大门的良机，如今开放之策使得中华民族重新走上复兴之路。“哥德堡号”代表着一段光荣的历史，再现这段历史，将会影响我们两个伟大国家的未来。当瑞典人将“哥德堡号” 劈波斩浪，沿着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跨越遥远的时空，再度驶向中国的时候，我们能从瑞典人的梦想中得到启迪：“哥德堡号”前往一个魅力无穷的国家，一个潜力无穷的市场，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令人期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