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中国】苗画里的五彩世界

一家三代的苗画故事

人尽皆知苗画姑娘爱美，自家的土布在染色之后就是单调的深蓝或黑色，姑娘们就在其上绣一些花草进行点缀。姑娘们尽管手巧，但并不擅长勾画稍显复杂的造型。这时候，她们便向那些读过书的、会拿毛笔的人求助，在预计要绣花的地方用浆画出花鸟虫鱼的造型，然后带回家沿着图案线条慢慢绣。

梁德颂的爷爷是教书先生，理所当然的就为别人画一些花鸟虫鱼。“她们把一块布扯下来，拿来画上图案，画好了之后就沿着图案轮廓来绣。”梁德颂说，不同年龄人绣的风格是不同的，年纪大的人喜欢素淡点，姑娘们喜欢娇嫩的、有活力的颜色与图案。绣好之后，一番裁剪缝补，这些绣作就装饰到袖口、裤角等地方了。

梁德颂在作画

苗画一开始就是服务于绣花的，它是绣花的底稿。在梁德颂爷爷的画里，都只是画轮廓，留给巧手的姑娘们用针线来填补颜色。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父亲梁永福。

情况的改变发生在1960年代前后开始的农业集体化，农民们被编入了生产小组。在此之前，农民有农忙农闲之分，女人在农闲绣花。但进入集体化后，农民大部分时间在田里干农活赚公分，而绣花费时很多，便被耽误了。

梁永福于是做了一个实验。他从染匠那里弄来矿物质染料，这回，他不再像父亲那样只画轮廓了，而是填上了颜色。他以一种油加入染料中，绘到布上，干透之后虽然变得硬邦邦的，但却可以保证画作在清洗的时候不会消失或褪色。这种权宜之计将画画代替了刺绣，受到了欢迎。尽管处于深山，但保靖县、花垣县的人都慕名前来请梁永福画画。梁德颂也在父亲的熏陶下，深深的喜欢上苗画。

“破四旧”期间，苗画也受过一定的影响，主要是题材上的影响，龙、凤、麒麟等被神兽被禁止，但还可以画花、鸟、虫、鱼等自然的东西。梁永福继续作画，并因此得以靠给大家画画来赚取公分。“专业的，还是我父亲一个。不专业的，也有几个。每一个村庄都有人画，不过他们不太专业，不够细致，线条也不够流畅。”梁德颂生于1964年，在他关于童年的记忆中，父亲一天到晚都在忙碌着画画。“我早上一起来，就看到我爸爸在画画，天天画，整天整天画。”

当初，以绘画代替刺绣是权宜之计。女人们或许还期待有一天重新来拿起绣花针。到1980年代之后，绣花和苗画逐渐地被抛弃了。机器生产的服装慢慢进入集市，为人们提供了更便捷和多样的爱美选择。

梁德颂发现，以前人们每天都穿传统的服装，但现在，她们只是偶尔在盛大的节日里穿，每次最多也只穿两三天。渐渐的，自己不织布了，染匠消也失了，人们也不再需要梁家父子这样的“画匠”了。小伙姑娘们纷纷出门打工了。以前，靠给服饰绘画图，不出家门可糊口，现在不行了。

有好几年，梁德颂所做的和苗画没有什么任何关系。他也曾到江西南昌、浙江、北京打过过3年工。也曾在老家搞了一段时间的种植、养殖。

2002年之后，“很多人走进苗乡，去发现传统服饰和图案，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苗画还是有价值、有市场的。”梁德颂决定重新投入到苗画的创作里。

一开始，他专注于木雕和石雕。因为政府工程以及大的建筑多了起来之后，所需要的木雕、石雕也在增多，他将从祖辈传下来的图案，都画到木头和石头上以供雕刻。保靖的新建筑不多，需要的雕刻也少，不就后，梁德颂就去到湘西州首府吉首市。

父亲梁永福为苗画配色，促使了苗画在濒危时候的一次复活。到梁德颂这时，苗画又一次陷入了濒危。让苗画重新回到姑娘们的袖口已经不可能了，那么就只能寻找新的载体。在梁德颂之前，木雕、石雕展示苗画还没有人做过。发展到最后，苗画直接画在了纸上和布上，成为纯粹的观赏画作。相比于父亲，梁德颂的笔法要加的精细，在技法上类似于国画的工笔画。

由于苗画一开始的功能就是给刺绣做底稿，在脱离了这种传统功能之后，苗画依然尽量追求和刺绣一样的视觉效果。梁德颂尤其在颜色的深浅过渡上追求刺绣的针法效果。细看画里的细节，会发现，每个色块都使用了类似刺绣的走线，像是细密的松针一样细密的排开。这就是苗画所要的效果：一眼看去，以为是刺绣。

前述学者夏小红研究指出，“（苗画）看起来又像画又像绣……单色苗画图案大多都是各种服装的绣花图案，一般情况下都有着特定的外部形状，苗画形状有长方形的，圆形的或多边形的，也有任意形的。这些形状都是要看苗画在苗服上面的绣花的部位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