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渐次回归。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比较好的时期，苏联曾归还过一批《永乐大典》。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52册；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当时的东德也赠还我国3册。在60年代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陈红彦说：“这些散失海外的《永乐大典》历经沧桑，能够回到国内，确实令人欣慰。”但她同时指出，回归的只是少数，更多的珍贵古籍依然静静地躺在异国他乡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手中。

流失与散佚海外渠道众多，具体数量和种类难有统计

从清末到抗日战争，是我国古籍向海外流失最多、最严重的时期。除战争导致的流失之外，许多外国汉学家、探险队、考察队利用当时中国混乱的政局，在各地尤其是边疆地区，肆无忌惮地盗挖和偷运中国古籍，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殷墟甲骨、西夏文献等就是这样流失海外的。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和驻华使节出于个人兴趣也大量购买中国古籍，比如美国牧师韩慕义等，在离任时也带回不少古籍。还有部分古籍是通过贸易或走私等途径流出中国的，比如日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长期在中国搜求宋元善本；日本静嘉堂的中国古籍很大一部分是清末日本人从我国民间藏书世家“皕宋楼”等处低价收购而来。还有一部分则是当时中国政府赠送给外国政府和学术机构的，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收藏有同治皇帝赠送的中国古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收藏的大部头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当时清朝总理衙门赠送的。新中国成立前，一些人移居海外时也带走了不少古籍。

在此期间，究竟有多少中国古籍流失海外？很遗憾，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数字。记者根据有关资料粗略统计，以美、英、法、俄、日等为代表的将近20个国家的90余所大型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都收藏有中国图书文献，所收藏的中国文献总数逾百万册。海外以收藏中国古籍善本著称的机构至少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宫内图书寮、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东方文化研究所、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等。

陈红彦说：“在国内我们可以通过普查来摸清家底，但是国外一般不会专门清点中国古籍，只能是一些收藏单位自己编订书目，我们通过这个渠道可以了解一些。有些古籍，比如敦煌文献，好多已经出版，或者已经编成目录，情况大致可以了解，但是没有著录的海外中国古籍的流散和收藏情况，就很难掌握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者有机会赴海外留学或访问，许多国外图书馆和学术机构也邀请国内学者帮助他们编辑中文文献目录，使国内对国外的相关收藏逐渐有所了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安平秋长期致力于研究海外中国古籍，对于宋元刻本尤用功力。据安教授介绍，日本是中国大陆之外收藏中国古籍最丰富、价值也最高的国家。现在存世的宋元古籍，中国大陆收藏有3000多种，中国台湾有800种左右，美国有120多种，而日本有1000多种。许多日藏中国古籍是孤本或善本，价值极高。《史记》的元刻本，全世界仅存9部，我国虽有3部，但皆为残书，而日本有130卷的全本。日本收藏的《赵志集》所著录的作品，不但《全唐诗》未收，就是后来的《全唐诗逸》亦未能补入，这是一部在中国已经亡逸的唐代诗歌集。此外，日本还收藏有大量的明清刻本。复旦大学在编《全明诗》、《全明文》时，必须到日本访书，以补国内资料之不足。

安平秋认为，面对中国古籍流失海外的众多途径，笼统地说这些古籍都是外国掠夺去的，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学术交往和追索，“还是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建议，在原件暂时不能回归的情况下，应尽力先把内容影印出版。目前安平秋和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的部分同事正在调查美国收藏的宋元古籍，已取得丰硕成果，《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一书将于明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我国学者对日本和美国收藏中国古籍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而对欧洲诸国的收藏，除敦煌遗书外，鲜有人涉足，具体情况还不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