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起，史金波就下定决心，要把这批文献全部影印在国内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打算出版这批西夏文献，史金波作为专家参与了此事，但后来因故出版计划告吹。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史金波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委托，再次向俄方提出出版之事，俄方回函答应。此后经双方谈判，达成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和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分所合作，共同编辑、出版俄藏黑水城出土全部文献的协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从1993年开始，史金波和本所同事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摄影师四次赴俄，将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汉文和其他文字的文献全部拍摄回来并陆续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计划出版30册，现已出版13册。史金波认为，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的出版意义重大，创造了流失古籍整体内容回归的一个范例。他说：“虽然原件没有回来，但是我们有一个词叫‘魂归故土’。这些资料我们是全部公开，没有任何保留，从此以后，各国学者都可以开展研究了。”

多管齐下共同努力，流失古籍回归正当其时

“史在他邦，文归海外”，这是著名学者郑振铎面对古籍流失时写下的慨叹。新中国成立前虽然国内有识之士极力敦促政府抢救和保护中华古籍，奈何国弱民穷，政局动荡，虽心有余而力不足。郑振铎、张元济等学者以个人之力收购古籍，虽然在阻止珍本古籍流失方面贡献巨大，但毕竟独木难支。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政府高度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一些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渐次回归。但专家们也指出，原件回归的难度极大。虽然中国是《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和《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的主要起草国之一，但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按照这两个法律展开追索，恐怕难有成效。专家们认为，古籍回归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政府、学术机构和民间共同努力。

中国政府对于流失海外的中华古籍的回归一直非常重视，通过政府收购、专项调查等方式促使古籍以各种形式回归祖国。1997年上海市政府斥资450万美元，将清末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藏书整体从美国迎归。

海外华人基于爱国之情也不断将获得的古籍捐赠给祖国。2008年10月，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行拍得战国时期竹简2100枚，全部捐赠给清华大学。

海外中国古籍的回归意义重大。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展历史中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载体，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见证。陈红彦说：“许多文明古国由于缺乏典籍，其历史研究中想象和猜测的成分很大，而中国则完全不同，我们的历史是有大量典籍明确记载的。”海外古籍的回归将使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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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古籍

中国学术界通常把封建社会宣告结束的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出版的书称为古籍，这些书包括手抄本、刻本、稿本等诸多类别。在这些古籍当中，那些流传稀少，具有较高文物价值、学术价值或艺术价值的则称之为善本。

敦煌文献流失

据统计，1856至1932年间，俄、英、德、法、日、瑞典、美国等国曾考察我国西北地区66次，每次考察都掠走了大量中国文物。历次考察中，尤以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掠走的文物最多。斯坦因窃取的9000多个卷子和500多幅绘画，一部分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一部分在大英图书馆，一部分在印度事物部图书馆。伯希和窃取的6000余种经书和一些画卷，主要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

甲骨文献流失

1899年左右，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甲骨文自出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流失之中，先是被当作药材贩卖，后又被西方列强的文化掮客以各种名目大量收购而去。据不完全统计，安阳小屯出土的近20万片甲骨，有近3万片流失海外，被12个国家和地区收藏。

战争导致流失

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掠走的中国古籍超过300万册。日军多次发动“文化扫荡”，华中、华东地区的大量古籍或毁于战火，或被劫掠。1932年，上海东方图书馆50多万册图书在日军的战火中化为灰烬。1937年淞沪战役期间，日机对南京进行了多次大轰炸，中央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等均损失惨重。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劫掠中华文化典籍总计88万余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