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9年以后，当代艺术总体上趋向于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当代艺术的“去政治化”达到高潮，这包括“政治无害”、温情主义、技术性的“前卫”，卡通化、搞怪化的商业趣味的当代艺术，当代艺术院的招安等。

九十年代初的艺术圈曾经就当代艺术与政治进行过一次江湖争议，即上海等南方艺术群体主张艺术不应该过度政治化和涉及简单的社会学题材，艺术应该回归艺术本体的实验，包括观念艺术和装置艺术等，在语言实验的基础上真正推进中国当代艺术的原创性。以北京为主的艺术群体则强调1989年之后应该继续一种文化批判及保持社会主题的艺术。不仅艺术家的实践，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艺术批评家也都或多或少撰文加入过关于这次当代艺术和政治不同看法的表达。

之后，南北方相继出现了不同的艺术倾向，北京出现了关注边缘人群表现的新生代艺术以及消极抗拒的顽世现实主义和讽刺性的政治波普，上海等南方地区则出现了装置和综合材料等纯粹的实验艺术、观念性的摄影和录像艺术以及对市场经济的城市商业景观的表现。当然，南北艺术圈之间就偏政治化还是偏艺术本体化的分野并非绝对，有些北京艺术家也做纯观念艺术和装置艺术，有些上海等南方地区的艺术也做政治化和社会题材的艺术，但大体上的态势是这样的。

九十年代中前期的这一段艺术分野和争辩，跟最近关于片山吃屎获金酸梅奖以及有些年轻批评家重新主张搞艺术实验有惊人相似。当然，目前艺术圈的构成及其中国社会和文化现实比九十年代初已有很大变化：1989年之后成长的70后、80后艺术家、批评家和策展人加入了这个群体，他们受熏陶的是1989年之后的“去政治化”和消费主义文化背境；九十年代初具有一定政治态度的新生代、顽世主义和政治波普艺术家或者走向了“去政治化”，或者走向使用政治符号的商业化以及因反叛获名成就的招安化；改革三十年导致一个“政治-资本”的垄断联合体的出现，使得各个阶层对这个“巨无霸”式联合体的经济和人格依附性有增无减，改革没有使民众和知识分子获得更大的自主性。

九十年代的艺术“政治”色彩表现为一种边缘青年和后现代艺术的反讽美学，如新生代对玩世不恭的边缘青年和非主流的日常生活的表现，对政治符号的符号游戏，其文化资源主要是王朔的顽世小说、德国新表现主义和美国的波普艺术。顽世主义和政治波普赶上国际89后冷战意识形态及其后殖民文化思潮，使其迅速在国际展览体系走红；新生代因为缺乏可资意识形态符号解读的形象未能国际走红，但赢得了同代精英阶层的精神共鸣，为其日后在国内崛起培养了社会基础。这个阶层后来成为掌握资本的新阶层，同时也是当代艺术市场的主体。在此背景下，当代艺术的“政治性”十年后转化成了时尚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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