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经典与重释经典，目前正在成为学界新一轮的热点问题。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谈到“经典”，大家自然会在记忆中钩沉出繁星般的艺术品和艺术家，还有那镌刻在头脑中的古往今来的种种视觉图像。这些在历史的深处散发着光泽的伟大的作品组合成了一个语词——“经典”，它们构成了人类艺术史的历史遗存和文化记忆。

然而，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经典重构或经典观念重构的过程。当代艺术美学正在讲述一个与传统经典意识截然不同的经典观。

一、经典与经典观：生命意识与语境意义的沉睡

人们研习经典、领悟经典、并且不断重返经典。在课堂上，在交谈中，我们不断被告知经典的文化地位、精神高度与艺术价值。它不仅是人类在知识领域的传承，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那些曾经鲜活过的伟大的心灵。在艺术史著作中，我们阅读到“经典”，它的历史必然性、划时代的意义、它的思想的哲学的光芒、它的范本性以及它作为“天才”之物的不可替代性。而在博物馆、美术馆中，“经典”被置放于一个神圣的空间。人们用橱窗隔出一个空间，用玻璃、用界限将它们与我们隔开，再在顶上装上意味深长的射灯——一束来自上方的暖光将一种神秘的权威感投射在它们上面。上述种种，就是我们所接触到的“经典”和“经典观”。在这里，“经典”是历史的骨骼、时间的停顿和不朽的化身。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经典已然没有生命了吗?也许其实并非如此。相反，它可能是某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进程与历史语境的偶然产物，某种艺术史的叙事话语和意义框架为经典的诞生提供了产床。经典不会消亡吗?也许它并不是时间的停顿，而是一个时间的存在物，就像生命，而每个生命都有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

20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 1926—1984)在《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一书中，曾提出著名的“人类学的沉睡”(the anthropological sleep)命题。福柯认为，西方学术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执着于回答三个问题并相应形成三个知识领域：“我能知道什么?”(形而上学认识论)、“我必须做什么?”(道德)、“我被允许希望什么?”(宗教)。在康德那里，这三个问题和知识领域最终合而为一个问题和一种知识，即“人是什么?”的问题和人类学的知识。在福柯看来，对人是什么的回答以及人类学的知识成为西方一切现代性思想与知识的基础。这样的结果是，现代知识将“人类学”的“人”(大写的人)作为自己的基础与前提。而事实上，“人类学”意义上的“人”，其实是现代知识虚构出来的话语产物，它被剥离了存在的时间与空间，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真实的人。真实的人是具体的、时间性的、性别化的、有生有死的生命体。福柯认为，现代知识很久以来一直陷入在“人类学的沉睡”(anthropological sleep)之中，早已忘却了知识并不是客观的、抽象的。 随着语境的变迁，人类的知识不断处于变动、重组和断裂状态当中。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福柯的思想产生了跨学科的深远影响。艺术中的经典问题遭遇同样如此的境遇。作为一种以积累为常识的概念，“经典”同样处于一种“人类学的沉睡”状态当中。人们忘却了“经典”的产生其实是一个历史语境与现实功利相互纠结的产物。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经典意识”，会贡献出不同的“经典作品”。曾经浩如烟海的艺术作品，哪一些会被发现，哪一些会被选择，哪一些会被打上千古的印记，其间充满着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纠缠。也充分说明“经典”是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它的生命开始于“经典化”，当然也会终结于“去经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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