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末又去东京，参加2010年世博会中日版画展新闻发布。今年似乎成为我反思东亚现代性的体验之旅，韩国、日本各去了三次。高密度地体验了儒家资本主义成功的日常性，以及未完成的文化现代性。

这次的东京之行正值钓鱼岛事件，但日本的赞助方、发布会团队以及参展的艺术家在新闻发布会上都未提及此事。我本想说，在此钓鱼岛背景下能举办这次中日版画展更有意义，但还是忍住没说。发布会结束后，世博版画展后援会长、前中国留日学生会主席徐迪旻告诉我，他本想建议中日艺术家到钓鱼岛上搞艺术营活动，并在钓鱼岛盖一幢国际美术馆，后来也忍住未说。

发布会后，中日艺术家、批评家和组织者共聚晚餐，晚餐后又热唱了一通卡拉OK至午夜。卡拉OK现在也东亚化了，韩国、日本的卡拉OK厅都有中文歌曲点唱。席间跟坐在我旁边的日本著名批评家、前兵库县美术馆长中原佑介聊起当代艺术及批评，中原先生是日本最早策划“物派”展览的，他也是很多国际双年展包括上海双年展的评委。

我问，为何在日本的书店一直找不到“物派”的专著，包括他自己也没有写过。他没有直接回答，却谈起批评和艺术家的关系。他说艺术家的创作有时只是感觉的自然流露，并不一定有艺术思想，比如物派代表艺术家小清水渐，他在一个纸袋里装了一块石头，作为参展作品，小清水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批评家就没法就其作品评说，现在批评家已经说得太多了。那批评还能做什么？我问。中原很认真地说，批评家如实说就行了，你就说，“这个艺术家做作品时没有想得太多。”

酒过三巡，我说今天去看了南条史生在森美术馆策划一个展览；中原说，南条史生不是很懂艺术，他只是个会跟有钱人和西方人交际的经纪人。我这是第二次听到中原先生如此实话实说，记得今年第一次在东京开会讨论人选，中原反对选村上隆、奈良美智等卡通派艺术家，他说村上隆等人的卡通艺术不过是做给美国人看的。

每次去东京著名的神田旧书街逛书店，都会心受震撼，日本上一世纪研究中国画和画论、佛教艺术的著作，尤其是1920-80年代，无论是著作量和学术水准都超过中国。但大部分中国艺术人就像一群群中国暴发户游客，在日本都是大肆购买LV包、香水和名牌服装，很少有人去了解日本对中国艺术的研究水平，以及近一个世纪日本始终处于亚洲现代艺术的开拓位置，中国当代艺术实际上还没有超过日本八十年代的水平。

席间我说，中日韩过去太注重跟西方艺术的交流，现在中日韩间的东亚艺术交流更重要了。中原表示同意，认为中国艺术家不应该只把眼光盯住西方，应该多了解日本的当代艺术。他的意思是，中国可以从日本学习西方并寻求东亚现代性的历程中吸收经验。日本艺术人已经能用很平常的心态看待西方艺术、金钱和名利，中原心里实际上是知道日本当代艺术和理论在很多方面领先中国一定距离，但出于修养从未表现出来过。在新闻发布会上，同去的《新周刊》记者请日方艺术家比较一下中日当代艺术，物派艺术家关根申夫、小清水渐都坦诚地说，中国的当代艺术充满能量，日本现在则已经累了。但他们说这话时，实际上非常自信和平和。

在神田旧书街，看到德里达的《绘画的真实》一书早有日译本，中国至今不见踪影。在一家旧书店淘到不少日本现代艺术和前卫艺术史的老版书，从晚清的海派绘画、民国的写实油画，直至当代艺术三十年的抽象绘画、观念艺术、新媒体艺术，凡是中国艺术家尝试过的各种艺术图像和流派，无论是模仿西方现当代艺术，还是改良的东方风格，日本几乎都比中国早三十年搞过。神田旧书街逛书的中国人寥寥，每次我都花光手里的日币，提了一箱子书从东京回北京。几个书店老板已认识我。上次在名为“一诚堂”的书店，发现一套日本著名学者铃木敬的八巨册的《中国绘画史》，里面关于中国佛教绘画的图像资料，比中国同类著作还要丰富，但由于书价上万没敢买。那套书至今还在书架原位，一诚堂的老板这次见到我，用手指指这套书，我用英语说太贵了。但临上东京机场前，我下狠心托东京的朋友帮我购下。

在东京闲逛时，时时会迷路，但东京的年轻路人总是认真地给予帮助，尽管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一次是遇到两个小姑娘，自己不清楚，跑到前面银行喊出一个职员帮我们指路；另一次是遇上赶路的白领小伙，他用手机为我们上网查古歌地图，耗时十五分钟；在中国很难想象会遇上这样的80后年轻人。

中国孔文化的“谦谦君子，彬彬有礼”在日本已经完满实现，不信可以当场实验，在街头你撞上一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会先点头哈腰向你道歉。儒家资本主义精神在日本也随处可见，哪怕一个小店的服务员，都有大公司职员严谨认真的风范，从未见过日本的公司或店家职员会东倒西歪的站着，更不会聚在一起闲谈。同中国的五四“反礼教”相比，日本对儒家传统的改造，主要在礼和性。日本人保留了儒家的礼，但开放了性。这使得日本的人格在现代社会也能做到“诚心正意”，并把宋代程朱理学及礼教对性欲的压抑开放化。

在日本书店有时能看到中国的春宫图，我们从小接受的封建社会“保守”一说实际上并不准确，中国的春宫图、权势阶层的骄奢淫逸，可以列入全世界最下流的黄色文化之一，“保守”一说何从谈起？所以，中国的封建社会并非“保守”，而是“虚伪”，就像中国的政治一样，一切都只允许在密室中进行，不允许将性和政治公共传播。但允许价值观的政治表态和“性”的公开化正是民主社会的公民权力之一，若做不到，政治和性都会变得下流和虚伪。

在东京和北京、上海街头看美女，有时感觉市民社会现代性的境界差别就在“男人一瞥，女人一起念”那几妙瞬间。比如在北京上海街头，一个不是很帅或看上去不富有的男人主动多看美女几眼，多数美女的第一反应是自傲和不屑，后者的潜意识是一种贬意态度：你这样的男人也配对我有意思。但日本美女的第一反应通常是窃喜和荡漾，对任何相貌男人的反应只是一种善意的自我满足感，即她认为看美女本身就是天性，这实际上是一种儒家的“仁爱善意”现代化的朴素心理。

在日本的地铁、街头、商店充满着一种善意和礼节气氛，你不用担心自己会受到恶意贬低或尊严受伤，但在中国却时时因此精神紧张，甚至一个买得起房子的中产阶级白领回自己社区，也会受到小区保安态度阴沉的盘查。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中国目前陷入了一个多米诺骨牌式的“恶意”循环，每个人几乎都受到别人的贬意的态度威胁，他自己又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寻求恶意的优越感表现，哪怕是一个看门人或街头管停车位的收费员，也会利用自己的看门人权力或者巴掌大的车辆指挥权。

对儒家的现代性改造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结合，儒家资本主义在日韩、台湾、香港、新加坡都取得了成功，日本是儒家资本主义最成功的例子。当然，儒家资本主义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成功背景，即都是在一个威权政治或专制权力的“华盖”下实现的，日韩、台湾、香港、新加坡实际上都是在英美专制权力“镇抚”下实现儒家资本主义的，本地的强人政府只不过是英美的代办，这本来是康有为的理想，此点至今没有被海内外学者深入讨论过。实际上，儒家文化的本质就是全能专制下实现秩序、礼乐、勤勉、仁爱、平和、智慧及无畏。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三阶段改造中国方案，之所以没有实现，因为没有一个“镇住”中国的全能“皇帝”，儒家在“明君缺席”的战国时代向来是无所适从的。

儒家资本主义是成功的，但是文化现代性是否完成？仍然是一个疑问。如果没有一个全能的“老大”坐在所有人的头顶“镇抚”，儒家地区基本上是一片混乱无序，邪恶和违背道德底线盛行。日本的政坛如果没有美国明确的政策示意，就会一片混乱。迄今为止，儒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层面仍然是技术层面的，人格的礼和秩序原来就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性和政治的基本成分主要是亚洲原有密室文化的一部分，所有的现代性都只是在技术和策略层面，都没有上升到语言、哲学和宗教层面的改造，尤其是在艺术和文化领域。由于没有完成现代认识论及其基本价值观的现代性，比如如何超越儒家近代的心学及从王阳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知行合一，如何重建“自然”与现代性的关系，如何在西方的“观念”和儒家的“心性”之间不执一端。

这都是未完成的文化现代性。日本的文学和艺术的儒家根源都只是上摸到唐佛。日本的儒家主要是唐佛和宋明之儒，无论在哲学和美学上，都难以追溯到西周、春秋、两汉到魏晋时期的精神感觉和核心的思想方法；西方的现代性也不是日本的传统。八十年代之后，日本开始回归市民社会的“私人性”，这条路线也许是对的。中国的当代艺术的处境，尤其是80后一代，相当于日本面临的困境，即上摸不到中国的根源，外摸不到西方的根源。但可能比日本更加困难，因为彻底失去了上一代人的俄罗斯的精神资源，只能回到私人小感觉和消费文化，但私人性没有日本那么极致，消费文化又没有日本彻底的市民性。

现在，亚洲在等待中国从根源上来回应现代性，但这需要时间来弥补，民国时代的精英通国学而粗西学，当代精英则通全球视野却国学根基粗。但现代性的亚洲解决，根源和希望还在中国，只是我们在知识体系上还未做好准备。

2010年10月1日写于望京麦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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