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里乔奥·卡特兰，《母亲》，埋入土中的苦行僧，威尼斯双年展　( Maurizio Cattelan, Mother, 1999, fakir buried in earth, Venice Biennale)　Attilio Maranzano|摄

如果耶稣是被绞死而非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基督教的象征标志会有什么变化?如果沃霍尔(Andy Warhol)是一头黑色短发，那么他的个性表象、他的日记以及他对符号标记的研究又会有何变化?如果博伊斯没有戴上毡帽，穿上钓鱼衣和那件皮衣，他那极具视觉特点的形象又会给当时的艺术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如果毛里乔奥·卡特兰的鼻子没那么大，那些让他得以成为最后的现代偶像、视觉艺术的代表的自画像又会变成什么?一些艺术作品的成功源于大众对于艺术家的某一鲜明特色的集体记忆。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无声电影明星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的艺术创作戛然而止，然而经过一段蛰伏之后，他的形象依然为大众所认可，转而进入电视行业东山再起。尽管很少有人记得他出演的无声电影杰作，但他的表情已经成为一件艺术作品。除非是出现一种罕见的集体失忆症，否则艺术界将永久铭记沃霍尔毫无表情的脸、博伊斯的传教士形象以及卡特兰傻乎乎的凝视。真正能让他们不朽的不是他们的画作、装置艺术作品或者雕塑恶搞，而是他们各自的形象。当艺术家的形象成为其艺术创作的标志时，就是艺术与电影行业最为接近的唯一时刻。艺术不同于电影，艺术中没有拳击手、牧师、警察或者出租车司机的故事，电影却可以由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扮演拳击手、牧师、警察或者出租车司机来讲述一个个故事。卡特兰身上承载着他的所有象征标志：看到他的形象，你就能马上联想到他的所有作品。同样，博伊斯的身影让我们脑海中浮现出很多毛毡、脂肪、黄油和石头的形象。对于这些艺术家，他们的形象仿佛叠映在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一举一动之上。就沃霍尔而言，他的外在形象在艺术界和娱乐圈的双重维度中非常典型。随后，麦当娜(Madonna)，杰夫·昆斯(Jeff Koons)、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和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均是效仿他。

博伊斯和卡特兰则更像是回应精神的呼唤。他们深受欧洲的圣徒和虔诚教徒传统的熏陶。他们认为，艺术是一种加密语言，以便与不同物种进行交流：他们的观众更多的是圣方济会的鸟，而不是 54 号工作室的狗仔队。但是，从没有两个艺术家如此的千差万别，一个是巫师，一个则是街头艺人，就像这些人物一样，都有着极大的伪善。他们在不同的层面，反抗现代艺术的主流派别，同时能够一次次地创作出充满寓意的雕塑作品。他们能够将颠覆一切、破除旧习的能量转化为纯粹的艺术作品，同时又避免了品质方面的问题。“要是鸟儿听不懂，我们就讲给死了的兔子和标本狗听”。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属于同一社会类别(虽然此前从未被命名)—“标识派雕塑家”(Sculptors of Identification)。

我们在一个更为抽象的宣泄层面认同博伊斯，而对于卡特兰，我们的认同更多来自于共鸣。我们与受难者的心紧紧连在一起。观者可以感受到博伊斯的陈列柜中的宗教光环，某种灵魂和形式上的完美结构，它们蕴涵着正在流逝的能量。博伊斯运用这种对象赋予帽子、钓鱼衣和外套一种独特的意义。我们看卡特兰1999 年作品《无题》中的“毕加索的头颅”时，就像是在欣赏现代版的艺术史和娱乐新闻，一段剪切粘贴在一起的故事与历史，最终以雕塑的形式展现出来。多看几遍这个傻里傻气的毕加索，我们可以明显辨别出卡特兰作为一名街头演员、四处流浪的企业家、喜剧艺术家的特点。当我们意识到博伊斯和卡特兰不过是在骗钱，而他俩早已离开了这个国家时，我们非常生气，不过在精神层面却深受这种鬼把戏的启发。我们知道兔子不可能变成纸巾，但我们还是希望能看到这样的事情。

没有人真正数过博伊斯到底用了多少橡树和石头，但如果说实际数目是七千，应该没人会怀疑。可是他所说的这项浩大工程，谁又真的在乎呢?卡特兰某个晚上将一个女人扔到湖里，有谁真的会去捞她的尸体?我们知道达尼埃尔·布伦(Daniel Buren)看到了抛尸的过程，但一天结束之后谁还会关心真相呢?整整一天我们都在找她，又很高兴发现了卡特兰的另一个笑料。我们喜欢成为被选中的观众，尽管魔术师从我们口袋中掏出鸽子时，我们看上去就像一个白痴。博伊斯恰恰相反：他就像自己的兔子一样极其严肃。他举行仪式，而不是表演魔术。他的动物是能量的传递者，而不是表演的道具。但就像人们可以拿耶稣和摩西开玩笑一样，卡特兰也可以拿博伊斯说事。他可以利用动物的能量，因为传播的载体是观众的欢笑。如果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成为耶稣的使徒，情况会怎样?谁知道最后的晚餐上可不可以开玩笑?

博伊斯开过玩笑吗?也许他一直在开玩笑，而卡特兰却没有。在我看来，博伊斯不过是孤注一掷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式的艺术家，而卡特兰则竭尽全力希望自己看起来像个艺术家式的普通人。如果卡特兰向一只死了的松鼠解释贫穷艺术(Arte Povera)，我们肯定会哄堂大笑，但最终这其实是一个历史角度的问题。博伊斯在克里米亚半岛遭遇撞机事件，而卡特兰可能在自己后院被自行车撞死。然后追溯过去，我们真的不知道博伊斯是否就代表着革新，历史是否只是在向民主和自由献殷情，而实际上不过是将破坏分子变成自身难保的保守先锋。博伊斯将自己的家庭变成了一件艺术品，而卡特兰的家庭则是他成为一名艺术家的原因。博伊斯的宗教严肃性令我们怀疑他是否在愚弄我们，卡特兰把自己弄得跟像傻瓜一样，但他比现如今的任何人都更能反映人类的本性。

博伊斯在 1971 年一部名为《孤立单元》(Isolation Unit )的戏剧中，身着一套毛毡衣。而卡特兰则把人们装扮成狮子和阳物崇拜的小兔。他又会把博伊斯打扮成什么样子?他把自己打扮

成博伊斯的样子，穿上毛毡衣，不过为了避免混淆，他将衣服与自己都缩小了—这部分不再孤立无援;现在他把自己挂在衣架上。谁更加重视自己呢?博伊斯将自己变成一具偶像，而卡特兰则将偶像融入自己的个性、精神、幻想和笨拙之中。

历史可以改变，命运可以转向。博伊斯和卡特兰都依靠着自己对于童年的回忆，只不过对于前者而言，那是愉悦的经历，对于后者而言，则是不堪回首的悲惨经历。他们利用生活的激情与活力进行创作，同时融入了魅力和伪善，信仰与欺骗。博伊斯可以在水面上凌波微步，而卡特兰则紧跟着他，从一个石块跳到另一个石块。欺骗可以救人性命。一个人眼中的圣经，到另一个人眼中就成了童话故事。七十年代充满了武断的干涉;如今的生活则尽是琐碎的真相和轻易的谎言。卡特兰戴上帽子看起来很丑，那为什么博伊斯就不会呢?或许耶稣就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荆棘之冠不过是自我陶醉的标志。因此，博伊斯是个布道者，而卡特兰则是个牧师，管辖着一个小小的教区。真若如此，历史将会彻底改变，变得更加可笑、庸俗。今天，我们希望能给耶稣或博伊斯打电话，问问他们是否也会笑，问问他们卡特兰到底是圣徒，还是法西斯分子，是愚蠢的乡巴佬，还是没用的修道士?兔子实际上不会真的欣赏画作，不过鸟儿也许会嘲笑卡特兰的艺术。绞索、帽子以及鼻子，作为千禧年的新标志，成就了一段新的历史，其中的寓言、演讲以及玩笑都能成为我们了解现实的方法。

(原文选自《PARKETT》第 59 期)

毛里乔奥·卡特兰，《第九小时》，细节、地毯、玻璃、蜡、油漆、真实尺寸人物(Maurizio Cattelan, The Ninth Hour, 1999, detail, carpet, glass, wax, paint, lifesize figure)Kunsthalle Basel, Switzerland|图片提供 A.Maranzano|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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