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汪建伟是在中国最早实践剧场概念的艺术家，从99年开始做《屏风》，《仪式》，《时间剧场》等实验性作品。而今是他第三次参加上海双年展，作品《欢迎来到真实的沙漠》对于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巡回排演“的回应，以及他对与双年展制度的评断，汪建伟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思维方式。

三次参加上海双年展，这次参展是我提出问题的时候

这是汪建伟第三次参加上海双年展，每一次来的身份都不太一样，第一次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那个时候是刚进入到双年展的制度;第二次，装置影像作品《多重空间》展在美术馆户外的人民公园，那次也是第一次上海双年展从美术馆打开。这次是第三次，这次参展是我提出问题的时候了。从上海双年展巡回排演第一幕的“胡志明小道”计划展转移到本届双年展的五个视频是其在今年《欢迎来到真实的沙漠》多媒体戏剧中的一部分，“《欢迎来到真实的沙漠》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我想保持一个我的一种思维方式，按照这种进行式的思维方式来回应这个排演的主题，而不是根据这个主题反过来决定我的一个主题，这是我的理解。”

《欢迎来到真实的沙漠》是对“排演”的回应，他不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也不是一种纯粹美学意义上的，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方式。

《欢迎来到真实的沙漠》，是汪建伟从普通的杂志上看见的一个故事，故事反映了一种社会生产系统，他在电影厂，用了将近一百个演员来演绎这个故事，在现场是没有观众的，故事形成了它的影像部分，又放回到剧场，在剧场又跟我们剧场观看的观众产生了关联，现在其中一部分放到了美术馆，美术馆的观众跟在剧场的观众是不一样的。

汪建伟对作品《欢迎来到真实的沙漠》总括为：第一，这个作品跟我的知识、阅读是同步进行的，我觉得不存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黑屋子剧场的概念，我觉得剧场概念有多种解释，而且多种解释也包括我们传统的剧场概念;第二，包括我们对日常作为一种规讯，这种意义上又是一种剧场，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何尝不就是一种排演;第三，艺术家的工作，他的知识和他对知识的一种使用方式，他不断地演进和演练对他自己的一种理解，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排演。

《欢迎来到真实的沙漠》是有一个切切实实三个月的排演，我在未完成的时候在北京公开了三天，每次现场都有30%-40%是出乎意料的。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实际上在我们的周围和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这种排演是无所不在的。这是我理解的，所以说我就是把我的戏剧中间影像的这五个部分放到了上海双年展，我想回应的是我对排演的一种理解，他不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也不是一种纯粹美学意义上的，他创造的是一种新的艺术方式，也不是说我们要去构成一种新的审美方式，我觉得首先是要解决我们看问题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作品，你在展览会上是怎么看，在真正的剧场里的阅读和我构成这个剧场的连续性。

对于双年展制度，在制度里和站在制度外边思考，实则都是一种思考。

艺术家对双年展制度、展览制度，实际上都是有他自己的一种看法，汪建伟通过三次跟双年展的接触，他认为自己扮演了三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他的三个作品的观念和三届双年展之间构成了一个不同的关系。他认为这次的身份是应该对双年展是提出问题的时候。“如果把双年展变成一个制度去思考，你可以对这个制度提出一种质疑，但是我觉得在制度里边思考和站在制度外边思考，实际上都是一种思考。比如说像这次的光州双年展，他提出一个观念很有意思，包括这次的“排演”，看你怎么来看，因为在今天任何的一个知识系统都存在这么一个状态。比如在哲学，在研究哲学还是在用哲学来质疑已经存在的哲学，其实两个问题都有意义。就像你参加双年展来质疑它，以你的作品，和你不参加，你创造一个新的制度作为展示艺术，都是有意义的，而且不仅仅是通过对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表示某一种东西，对某一种存在的东西的批判应该变得有行为，有它的一个实际性的工作，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口号。”

不阐释可能比过渡阐释还可怕

对于观众对与本届双年展是否过度诠释的质疑，汪建伟认为过渡阐释，实际上有的时候不要忘了不阐释可能比过渡阐释还可怕，就是因为你明白了，这种明白就是封闭的象征，其实我认为过渡阐释不是说说了多少，而且是这种说针对的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阐释，不阐释有的时候你感觉到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过渡阐释。过渡阐释实际上就是要垄断或者是把某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凝固化，有的时候，我觉得不阐释也许存在这样的一个更大的危险，就是说首先以一个有知者的身份，比如说我要眼见为实，这里边就有一个命题，这个命题就是你相信你看见的东西，但是这个问题再往下走一步，是什么决定你的看?其实有的时候是你看到了吗?还是一个知识系统决定了你的看，这个知识系统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教育系统，很简单，你是在一个教育系统的背景下认为你看见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可能更严重，有的时候他的阐释可能是在这个地方，让你不要相信你已经看见的和你已经明白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对问题的提出，这就是我理解过渡阐释和阐释的界限。

汪建伟认为观众不是一个概念，他是一个充满着差异的一个概念，就是在一百个人里边，你的每一个逻辑或者每一个知识系统能够决定说这一百个人是一个整体。 比如说我这次去欧洲做演出，就有一个欧洲的观众也问我同样的问题，因为我的这个戏剧，所有的部分是同时进行的，他们有一种不知道看哪个地方，他们就提出一个问题说：“你们为观众想吗?”我说：“实际上，比如我们今天才见面，这个问题今天你才遇见我，我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是半年前，你能想像半年前我就为今天你和我之间的对话开始考虑了吗?这种考虑我依据什么呢?没有任何依据，也就是说我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虚构了观众这个概念，也就虚构了你，我觉得你允许我虚构你吗?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世界观，就像你推开大门看到街上，你的眼睛只是注意到你此时此刻注意到的这一点，但是这一点跟此时此刻你看不到的点是同时存在的，我一直想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不是一种真正的剧场的方式呢?而且不是说我只是把我看到的这一点，把它周围组成这一点的关系全部扔掉，然后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真理，我不相信这个，我只是相信我怎么看到了这个世界，我就把我看到这个世界的方法，通过我的作品也同时展示出来。”所以从理论上来讲这是不确定性的，对我来讲，我一直在找这种不明确的状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实际上我感觉我们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

当代不是追逐今天把自己变得非得跟今天一致，因为每个人有可能跟今天不一致，但是他也不是故意地要把自己停留在某一个时刻，这也叫当代。

去年上海当代的时候，我做“发现”板块策展人的时候有分工，我跟马尼负责艺术家的选择，《e-flux》杂志的主编安东在做这个论坛，其实他的主题就叫“当代”。，我很同意他对当代的定位是不被任何传统所回收，也不指向任何未来的腐败策略的这个时间叫“当代”。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今天我们应该要解决的，就是我们是否同意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才是跟当代有关的。第二个是阿甘本，他的一个发言稿的题目就叫做“何为当代”，他提出的是从尼采那里得来的，提出的是叫当代不是跟今天共事，当代是与今天的不共事。实际上这也是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展出的作品，就是不共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

我觉得当代不是追逐今天把自己变得非得跟今天一致，因为每个人有可能跟今天不一致，但是他也不是故意地要把自己停留在某一个时刻，这也叫当代。不是故意地调整自己的步伐以跟上某一个今天，也不是故意地把自己停留在某一个时候，以跟他拉开距离，其实这两个之外或者在之中就叫当代，这是我觉得今天一个谈话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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