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氏兄弟极不屑《让子弹飞》，因为姜文那种对欧美黑色恶搞电影的模仿。

前天我跟一个《竞报》记者在高氏兄弟的玻璃房画廊喝咖啡，讨论艺术市场的问题。后来高氏兄弟来了，我们又聊起了《让子弹飞》。

高氏俩极不屑这个电影，因为姜文那种对欧美黑色恶搞电影的模仿，如《两根大烟枪》、《一条叫旺达的鱼》。不过，我倒很喜欢电影后半部分的“反抗”桥段，即“姜文”在小城的中心街上扔了大量金钱和枪支，但人民都是第一天晚上偷拿回去，第二天又还给“老大”。姜文在反抗专制屡战屡败之际，终于认识到，人民并不因为少数人是正义的化身就跟着你走，还要等少数正义者有胜利的苗头时，才会跟着你揭竿而起。

于是，影片最出彩的一幕出现了，“姜文”让手下把“假周润发”拖到广场中央，当场砍头。躲在广场四周的民众看到后，相信“革命党”已经把真老大杀了，揭竿而起也就没有任何政治风险了，随后“人民”变成“暴民”，大家冲进独裁者的城堡进行文革式的“炒家”，老大的部下也迅速变脸，宣布加入“革命党”。

革命的转机就在于杀死“假老大”，我将这一段称作“杀死符号”。《让子弹飞》是一个小城的政治寓言，即在辛亥革命后的民主共和国时代，一个理论上已是民主共和国治下的县城，依然以“买官卖官”和基层政权黑社会化的模式保持独裁统治。从政治哲学说，任何独裁统治，无论是秦始皇帝国还是一个帝国最小的政治单位——“县城”，从理论上，统治模式都是一样的，即“符号统治”。

在我们的历史常识中，独裁统治好像都是靠暴政维系的。其实不然，因为暴政固然可以“杀一儆百”，甚至可以“杀五十儆百”，但总不至于“杀九十儆百”吧，人民都被杀光了，帝国就剩一个皇帝和一群卫队也什么意义。所以，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历史，靠“杀五十儆百”的王朝也有过，比如秦朝、隋朝，但都是短命王朝。能维持数百年的辉煌帝国一般都是暴力、洗脑和怀柔三者并用。帝国的专制统治中，暴力只是最后不得不用的偶尔为之的垫底手段，帝国的日常统治事实上主要靠“怀柔”和“洗脑”。所以，专制主义不等于暴政，比如中国长达几千年创人类史纪录的封建统治，靠的是一种“仁爱的专制主义”，欧洲中世纪一千年的专制统治靠的是上帝的“慈父的专制主义”，斯大林的统治则是革命化的“崇高的专制主义”，即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理想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骨子里跟欧洲宗教专制的思想根源是一脉相承的。

帝国的专制统治并非靠鞭子和杀戮，而是靠一套怀柔手段，如价值观、形象公关及其适当的安抚。怀柔的统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恩威并重。所谓怀柔，并非真的“温柔”，而是打一下又摸一下，但它是以“杀一儆百”为后盾的。这在《让子弹飞》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周润发”一会儿抽“陈坤”耳光，一会儿又变态摸“陈坤”的脸，最后还是把“陈坤”做得血光四溅；二是将自己塑造成公众“偶像”，比如“周润发”一直通过宣传和施财将自己打造成“善人”、“乡绅”。从传播学讲，这实际上就是操控信息发布，对公众进行“洗脑”。

恩威并重的专制统治的终极境界，实际上就是“符号统治”，这种“符号”的核心含义是：“老大是神圣不可动摇的”。这句话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有关暴力的，即“老大”是不可推翻的，任何想推翻“老大”的举动都将招致灭顶之灾，一想到要对“老大”不敬，就会想到老大的惩罚，甚至一看到“老大”的照片就浑身发抖；二是有关神圣性的，即“老大”是代表上帝、道德、完美和替天行道，“老大”就是正确、正义和天下为公的化身，一看到“老大”，就内心充满崇拜和感激之情。这就是“符号”统治。“符号”统治是一种政治的心理控制文化，即让民众一看到符号就联想到鞭子或者慈爱的父母。

所以，帝国的专制统治并不是像文革样板戏电影里靠一群走狗天天拿着鞭子举在人民头上，而是靠观念洗脑、爱和崇高的仪式表演以及日常安使。专制文化特别注重宣传画和城市雕塑，进入现代社会，亦特别注重新闻摄影、纪录片、电影、连环画、海报的控制引导，这都是构成“符号政治”的一部分，即对帝国人民建构一套催人泪下的有关“爱”、“崇高”、“与民同乐”、“亲似一家”等帝国公共文化，比如“周润发”也会宣扬正义赞助剿匪，中世纪教皇会去救灾现场安抚信徒，俄国沙皇会去教堂做弥撒，斯大林会和工人农民跳几圈舞，希特勒会表现出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赞赏，清朝皇帝嘉庆会穿打补丁的衣服表示倡导节俭。

专制主义的长盛不衰，其奥秘在于帝国建立了一套对多数人具有感染力的“符号体系”，比如用家族伦理来隐喻帝国与臣民的关系，帝国统治者被塑造成人民的“父亲”，专制帝国被比喻成祖国“母亲”，帝国与人民被比作一家亲共患难的关系；或者控制民众对世界的图像认知，比如纳粹和斯大林时期的绘画、摄影、雕塑、宣传画，把领袖塑造得完美无缺，把反对者塑造成妖魔，把帝国治下的人民生活表现得如同幸福天堂。

前不久，徐冰在一次采访说，中国目前已进入当代社会，我不完全同意。中国社会是否真正进入当代是值得怀疑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遗风在很多地方仍以各种面目出现及遗存。即使我们当代艺术圈自我标榜“前卫”的人，比如邱志杰为“招安”的辩护词中亦充满了诸如将国家比作父亲的专制主义隐喻词汇。即使是反对者文化，像政治波普、高氏兄弟对毛符号形象的后现代讽刺，事实上尚未越出专制文化体系的“反专制”模式，其结果不仅没有“杀死符号”，或许还强化了“符号”，即对符号的嘲讽有时未必能杀死符号，相反，通过反讽的修辞不仅未能消解符号统治，反而一遍遍激活了该符号走入我们的中心视野，并因为后现代形式被赋予一种新的审美愉悦，使我们对专制符号重新产生“好感”。

所以，艺术乃至中国社会要真正步入民主共和及当代社会，在精神上和语言上真正做到“杀死符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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