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11日 18:16
来源：中国艺术品 作者：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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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谈大先生》。

鲁迅先生逝世已经七十多年了。七十多年来，鲁迅生后起起伏伏。一九五六年，远在美国的胡适听说鲁迅走上神坛的消息后，笑着对人说，“鲁迅和我们是一起的”。这话颇有些未尽的意味。

　　“五四”一代，其翘楚最终多数都没能主宰自己的命运。随波逐流尚且不够，斯文扫地有之，沦为斗争牺牲品的也有之。这样来讲“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其实够心酸的。当然，知识分子作为国民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二十世纪，说我们国运如此，似乎也不能说就是错的。晚年的周作人刻过一方印章，撰文“寿则多辱”。他个人的结局大家是都知道的，无需多讲。有时候我想，一个人，生活在非常的年代里，需要不断地选择站队。选择好了，生活稍微安适一些。如果在风头浪尖上站错队，最后的下场必然不妙。那么，被迫不断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是否也是一种不幸?好的社会，总能够避免大起大落。不幸的人们，活在一个跌宕起伏的时代里，谈不上安稳，自然也就谈不上幸福。

　　很多时候我想，总是要抽出时间来讨论一下关于一个古老民族的警惕性的。历史太厚重了，总是要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暗礁。在一味颂扬悠久历史的时候，是否也应该多些反思?

　　陈丹青最近推出了一本《笑谈大先生》。我的一个朋友说，所谓大先生，其实是朱安当年对鲁迅的专称。我上网搜索了，发现并不全是这么回事。当年不少人都是这么称呼鲁迅的。如果这确实是因为排行的缘故，那么周作人就应该被呼做“二先生”了。

　　鲁迅是民国的鲁迅，民国是鲁迅和胡适们的民国。撇开了具体的社会环境来谈鲁迅，就是空谈。撇开了时代的人物命运来谈民国，同样也是虚假的说辞。陈丹青说，鲁迅固然东奔西走，固然劳顿不堪，但鲁迅从来没有给抓到牢里去。鲁迅固然愤世嫉俗，那确也仅仅是其一个侧面。在《笑谈大先生》这本书里，陈丹青提到一个有趣的鲁迅。这个周树人，个子不高，见了老朋友就喜欢在地上打旋子。又或者点燃一支烟，一屁股坐在桌子上谈笑风生。鲁迅一生骂人无数，但除了深恶痛绝的几位，他与被批的人，见了面还是嘻嘻哈哈聊得来的。又或者，有被骂过的，私下里也不无得意：“鲁迅到底是鲁迅，三言两语，就被他挑下马来了……”

　　如何全面认识鲁迅，这是一个难题。同样地，如何把神坛上的鲁迅请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想的就是如何骂人，那么这个人不是神经质就是扭曲者。我们记忆里的鲁迅，是不是这个样子?但鲁迅的形象，其实并非如此。这，又是一个留给我们的有趣的问题。为什么鲁迅没有更多面的形象?

　　陈丹青的这本书，由数篇演讲稿组成。话题当然是围绕鲁迅展开的，眼界与常人却大为不同。这一点，想必与个人的见识与阅读史有关。其中一篇，是关于鲁迅与美术的演讲，行内人说行内话题，其实是比较精彩的。

　　陈丹青是画家，自然长于捕捉形态。陈说，民国时期的大批文人，一个个气宇轩昂。这是时代气质所造就的。我不信，于是去找了一些照片来看，似乎确实如此。张爱玲、丁玲、胡适之、鲁迅、老舍、萧红……一个个自信非常。尤其是丁玲女士，早年写作《莎菲女士日记》的时候，才华横溢、风采粲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