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央视《东方时空》总制片人时间

原《东方时空》总制片时间专访

时间被称为中国电视纪实界“教父”级的人物之一。

1990年代初，当纪录片作为反对“假大空”的存在而兴起，并以其客观纪录与真实性而被大家所接受时，时间第一个提出对纪录片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创作者的主观性，“因为在任何时候，一个纪录片创作者的思想认知、对社会的担当以及由此传递的价值观，永远是决定纪录片灵魂的东西。”

从十八九岁开始接触电视，22岁进入央视，25岁开始做一个20集电视片《天安门》，30岁参与创办《东方时空》，35岁任《东方时空》、《实话实说》、《新闻调查》总制片，发现了崔永元、白岩松、王志等一批央视主持人……多年后的今天，在被调到央视新影制作中心之际，时间再次提出了“纪录片可以影响这个时代”的话语：“因为这已经是一个三聚氰胺、山西疫苗、国学大师、假话、假货盛行的社会了，纪录片在探析，我们这些纪录片工作者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对央视纪录片频道

仍存问号

早报：明年元旦央视会有一个专门的上星的纪录片频道，您会参与吗？

时间：我们(新影制作中心)会提供一些节目。

早报：您见证了中国20多年纪录片的历程，对于央视纪录片频道，你有什么期望？你感觉央视纪录片频道应该有什么样的定位？

时间：我感觉是个双刃剑，一方面参与媒体的市场运营，所以要有历史题材，我觉得中国的历史题材重新解释，用今天的视角也是有必要，同时也解决了收视率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还是要关心现实，我担心的就是这一块的弱化，过去我们在《东方时空》有一个栏目是《纪事》，就是纪录今天正在发生的事件，每天一期的百姓故事，后来变成每周一期的纪事，到最后，每周一期的《纪事》在新闻频道中又被排挤，这个频道中是不是也这样的，还是个问号。

早报：像SMG纪实频道，有栏目，也出现了一些反响不错的纪录片节目。

时间：上海SMG能办这样的纪实频道，是他们坚守的结果。纪录片的传统是什么？就是良知。然而，完全依赖于外部还是不行，依赖于管理者的价值观，而最后作者本人的实现感依然会受到压抑。我是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纪录片委员会的副会长，我最近担任了一次2009年的纪录片评价，依然感觉我们媒体生产的纪录片大多是历史题材，现实题材越来越少，就是因为收视率与宣传任务。我同时负责一家民营机构的基金的纪录片导演的扶持计划，CNEX机构，他们希望做成一个中国社会进程的一种纪录，他们赞助的题材大多是纪实类的。也就是只有在独立纪录片人方面，才能完成纪实的创作，但这不是主流的，这是边缘化的，他们出于自己的本能进行了这样的创作——而我们的主流媒体反而离纪录片的使命越来越远，这是使我非常担心的现象。

早报：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时间：受制于媒体经费的管理，比如首先要有栏目，为栏目服务。社会现实题材的内容是否符合栏目的定位？大部分是不符合的。进而这个栏目又要接受收视率的考评，而纪录片收视率是不会太高的。你得为收视率考虑，为栏目服务，所以你服务的对象与考评的标准最后会变得越来越庸俗化。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纪录片纪实的思想，在你的作品中你不能体现出你的价值观，你就是没有思想，你完全为了轰动效应，你完全是为了商业利润，为了卖座，这与我们最初的纪录片的使命相差悬殊。即使做历史题材，没有当下思考的历史题材是很庸俗的，历史对当下应当有共振与共鸣，有责任感的话必须有对当下的思考。

早报：如果要改变的话，是不是包括栏目等的考评等都要有所变化？

时间：对，应当要变化，纪录片的栏目应当有纪录片的考评标准，比如SMG纪实频道的《大师》等就是一个个案，但这毕竟不是普遍现象，浙江有个科教纪实频道就在播电视剧。

早报：那您感觉央视此前对纪录片的总体态度是怎样的？

时间：很多的时候就是在鼓励雕虫小技，真正思考性的、有思想含量的、有品位的，很少。这与大的气候有关系，也与不负责任有关系。

依然认为纪实

是一种思想

早报：吴文光曾把纪录片人比作手艺人，您似乎也有过这样的观点，为什么这样说？

时间：“手艺人”的说法是说明我们有一技之长，这个“技”就是说你会拍摄、编辑，这种技法不是你先天就会，也需要一定的天赋，后天的心得，有点独门暗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既然你是个手艺人，就不怕没饭吃，不会彻底依赖什么人。等于有资本了，可以拍些题材，为历史、为社会留下一些什么财富与记忆，有钱的时候可以留下一些抱负。

早报：是不是就是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以及对于社会人生的平视？

时间：对，手艺人的说法我感觉就是可以平实平和地对待一切，同时能够保证你有一定的独立性。这并不是唱高调，纪录片人就是一个基本的劳动者、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完全失去自信，也可以做到不被任何政治局势所左右。

早报：您曾认为，纪实不是技术的问题，是思想上的问题，现在还这样看吗？

时间：纪实曾经是思想。实际上，纪实是一种手法，但最初我们是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来实现的。就是说我们过去拍纪录片，用纪实的手段，是为了反叛，为了表达你对社会的关注，你与观众平等真实地交流思想。总之，当时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手法的问题，而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只要真切了解了我们最初的语言环境，就不难理解纪实语言的实现是一种革命。

过去曾经把它当作一种思想，现在看仍然是一种思想。

早报：过去与现在都把纪实视作思想，但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认识？

时间：当时所谓的思想是从手法上、纪录的方式上，也就是从语言的本身层面，或者说是完全对客观事物的纪录——最初是从语言的探索上来考虑，后来发现是一种思想。而现在我依然认为纪实是一种思想，是因为这可以针对当下泛滥的纪录片的商业化，具体来说，我们现在有影响的纪录片大多是历史题材，讲过去的，比如《故宫》、《圆明园》，这种东西过200年后拍也还是这样，就是不能说是纪录片功能化的范畴，而是属于俗文化范畴。

我是希望纪录片不能忘记使命，它的功能与价值就在于纪实当下的现实，如果不做当下的纪录，那就很容易走向庸俗化与迎合。

每个人都可

表达对世界的看法

早报：但现在依然有部分新生代纪录片人倾向于把责任与担当理解为一种压迫性的概念，说句题外话，这与你们上世纪80年代成长的一代人的精神追求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当下的社会还是多元的？

时间：这已经是一个三聚氰胺、山西疫苗、国学大师、假话、假货盛行的社会了，纪录片在探析，我们这些纪录片工作者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整个中国当下社会的悲剧是面临着一个浮躁的问题，所有艺术家都在面临这个问题——浮躁。但我希望这会有一个转折：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解决了基本的名利，可能会有一个转折。随着社会的转折，必须要有这个阶段，现在的中国处在一个面临巨大变化的特殊阶段，我们的成长与国家的复兴，人们对未来自由的追求，应当是能做出选择的，但现在还是不一样。另一方面，这个社会也缺乏引导，缺乏正常的引导——我最近提出用纪录片影响时代，比如说假货假食品现在已经突破了道德底线，还有比如文化界的假大师等等。

中国的国情决定着国人的观念一变再变。但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化，纪录片的使命始终如一：那就是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进而促进社会的进步。

早报：纪录片的真实最初是对电视语言“假大空”的突破，当下真实面对的是中国的现状，真正的纪录片人会有什么样的态度？

时间：我们看上世纪30年代的鲁迅，他同样是一个斗士，纪录片创作者有良知才会有痛苦，大多数人有痛苦才会有良知。所以我提出：纪录片的标准，纪录片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但我们现在都依靠媒体当中的纪录片来造成影响，而媒体的纪录片却越来越商业化。

如果没有关心他人做底色，思想就没有力量。“信仰不是拿来炫耀之物，而是艰难、绝非轻松的重负。” 纪录片让我们心中拥有谦卑的、悲悯的、道义的声响，这已成为我们的价值观。今天关注他人的生存，实际上是要使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得以呈现，这是我们认知和改造世界的努力，也是我们认识和改造自身的努力。

早报：回到一个好的纪录片标准，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它的功能与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时间：纪录片核心的功能简单说是对历史的反思与对现实的批判，这样你才能把它当作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文符号，现在最大的问题首先是对当下的关注很少。

对现实的批判，社会要进步必须要批判，比如一些文艺演出是颂歌型的，但同样还得有做手术开刀的医生，不能全是唱歌跳舞，批判的范畴，包括对社会秩序、对人性的思考——你不管说历史还是说现实，都在讲故事。

早报：任何时代都有纪录的方式，比如，汉代司马迁用的一种私家修史的方式纪录那个社会，当下真正的纪录片与这种精神您觉得有相通之处吗？

时间：我觉得是相通的，从司马迁之后，中国文人义士的纪录方式会在变化，工具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电视纪录片创作者的限制是什么呢——我们做的片子要拿到媒体上放。

早报：但现在民间DV发展势头一直不错，您对中国纪录片的未来乐观吗？

时间：我还是很乐观的，因为媒体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新媒体的出现，个人纪录能力的提高，原来只是小部分人能纪录，而现在不同，所以希望人人都舞枪弄棒，他们要有一个统一管理，他们担心人人纪录现实，对中国不好。如果没有政策扶持，将来民间DV会变成主流，因为现在纪录方式越来越多样，越来越主流——我相信以后会多元的，每个人都可表达你对世界的看法，过去依赖于专业的设备，但现在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能力，只要是纪录片，都可通过一定的途径发表出来，但这需要一定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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