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哥的“胭脂”

一

座椅后背上的小屏幕显示，飞机正在穿越俄罗斯。

徐龙森脱掉皮鞋，将腿盘到座位里，端正坐好。机舱里有些冷，他要了块毯子搭腿，又要了杯白开水，近期的劳累让他体质下降，出发前，他又感冒了。

他把屏幕旁的遥控器拿过来，切换到娱乐模式。北京到巴黎，十小时航程，不可能一直看模拟小飞机在面前展示航行轨迹。他选了部美国枪战片，片子没字幕，他也不懂英语，他只是看着画面上身着沙漠迷彩的美国大兵们在中东场景的街头跑来跑去，耳机里充斥着叫喊声和枪炮声。

他喜欢用这种不动脑子的电影来打发时间。战争场面有时也让他想起自己的展览，作为一位山水画家，他给自己在西方的展览起了个名字——“西进序曲”。

片子看不了多会儿，他就得起身。他在机舱里来回走动，背过双拳捶打自己的后腰，腰椎间盘突出折磨了他十多年，久坐不住。乘客们要么戴着耳机在娱乐，要么在打瞌睡，机舱里很安静。去年他的“山不厌高”展览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办时，他心血来潮请了五十来人一同飞过去，机舱里全是被他称为“乌合之众”的朋友们，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那是一次给他带来巨大自信的展览。

近三十米高的“山水”悬挂在布鲁塞尔大法院45.8米高的大厅内，巨大的中国山水画将人们带到了另一个空间，大法院的概念消失，他用自己的艺术完成了“空间大挪移”。

最初，当地人并不同意让他在那儿做展览，人家说这里是法院，不是美术馆，做展览得有个说法，比如那些巨大的山水画和法律有什么关系?他想了想，回答说：“我的作品追求的是秩序感和崇高感，有了秩序感和崇高感法律才能平等”。就这样，他说服了别人。

布鲁塞尔的展览做得声势浩大。他不是来迎合西方的，他是来进攻、来覆盖、来输出价值观的。从把展览办出国门的第一天起，他就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孤独的角斗士，扯着嗓子为自己谱写的“西进序曲”吹响号角。

二

奇特的想法跟他被孤立的童年有关。他的性格是分裂的，极端野蛮又极其讲理。他讨厌随波逐流，永远不和大多数人搞关系，主流在哪里，他就往反方向跑。在那些曾经待过的单位，没有领导喜欢他。他一高兴，或一不高兴，便一拍桌子走人，从不顾及别人。

他的童年是在过去四行仓库附近的弄堂里度过的。那地方曾经因阻击过日军而闻名。弄堂是条很长的弯弯曲曲的胡同，里面住了很多人，从弄堂口走到底两边有很多岔，岔都是死胡同，蜈蚣一样。

他父亲是七级电焊工，解放前，带着两个徒弟帮别人烧电焊，解放后划成分时是“小业主”，到了“文革”升格为“不法资本家”。他父亲生性懦弱，一辈子不与人家争，即便母亲跟邻居打架，也从不出来帮手。

他对世界的记忆是从抄家开始的。他记得那些在他家翻箱倒柜，撕开被子看里面有没有藏东西的人。一张张凶神恶煞的脸从进来，到离开，全都刻在他高度恐惧的脑子里。他那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对现实不满，内心深处只是抗拒，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抗拒。

后来，很多被他称为“滚地龙”的小孩每天在弄堂里等着打他。很多人他是认识的，这让幼小的他无法理解。他只知道，要上学就得冲出去。

他的兄弟姐妹们性格懦弱，挨打从不还手，“滚地龙”们打着没劲也就不打了。只有他永远在还手，打不赢也还。拳头打不过时，他便拿石头砸，几乎天天打。他的诀窍是不要命。他见血就兴奋，打到最后，腰上一根铁链，屁股后一把小刀，书包里几块石头成了他上学的标准装备。他童年的精力都在应变上，每时每刻发生的不确定性让他像豹子一样矫捷。

三

这次来巴黎，他没请什么人。一来，展览空间有限，只有98平方米，是他办画展以来所遇空间最小的;二来，他想把这次的展览做得相对个人化一点。他甚至不觉得这算得上一次正规的展览，在他的“西进序曲”中，这只是次个人化的“文化事件”，只是段“小插曲”。

展览设在奥古斯丁大街7号的顶楼，那里曾是毕加索在巴黎的画室。1937年之后的二十年里，毕加索在这楼上完成了许多重要作品，其中便有《格尔尼卡》，那幅声讨法西斯的大画。

那地方是邢晓舟带他来的。他们认识了十多年。晓舟年轻时便来了巴黎，尽管没什么姿色，但凭着中国人的精明能干，还是嫁了个“有来头”的法国老公，如今也混成了巴黎的名媛。

他清晰地记得，当自己跟着晓舟爬上那顶层，抬头看到螺旋形楼梯上方的毕加索照片时，他心底泛起着怎样的激动。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激动，只是觉得冥冥中自己和这里将会发生某种必然性的联系。

他告诉晓舟，他希望自己的每次展览都在特别的地方举行，所以他想在这里做展览，想将自己的山水画放进来。晓舟问他为什么?晓舟说，这么小的空间放不了你的大画。他说，我除了画大画，也能画小画。这地方虽然小，但历史好，自己的作品放进来，定能在这空间里发生些什么。他说自己相信多维空间，相信灵魂不灭，相信自己的精神能在这里得到印证，相信那些代表了他“胸中丘壑”的山水能给这个在美术史上占据特殊地位的地方带来文化格局上的意义。

空间现在属于一个叫做法国国家艺术教育委员会的机构。机构主席阿兰年轻时曾是位优秀的钢琴家，因此，徐龙森并非第一个来这里展示才华的中国人，在他之前，阿兰曾请郎朗上来弹过琴。

从小，他各科成绩都差。直到现在，他也不懂拼音，不会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用不了没有手写功能的手机。他总想找条路让自己出人头地，但自卑感一直笼罩着他。直到他进入上海工艺美校，他才发现自己画画学得比别人快。美校毕业后，他在玉器厂给玉石抛过光，在医院给宣传科画过黑板报，在社会上做过一些零星的城市雕刻。后来，他成了上海滩鼎鼎大名的画廊老板，接触了各种艺术，但骨子里依旧保留着对山水的喜爱。他并不追求和古人画得一样好。他要的是“横空出世”，要的是为中国山水画立个“新的里程碑”。他觉得没有开创性，没有开拓疆土的事做了也没有意义。

他徐龙森是冲着毕加索来的。在他眼里，毕加索具有开创性，是自由的象征。没有限制，没有国界，没有法律，一切都只服从于自己的意志，跟他一样。

他并不在乎有多少人来看他的展览，大多数人在他眼里是“无效的”，他只在乎那些“特别有效”的人。晓舟能把他们请来。当然，为了这些“特别有效”的人，他要付出一笔不菲的费用。

四

飞机在巴黎戴高乐机场缓缓降落。

他第一次来巴黎是2003年。那年，文化部向他借了几幅油画去参加“中法文化年”，他便成了代表团的一员。他是上海人，对上海人来说，巴黎是亲切的，因为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他从小踩的苏州河边上的花岗石做成的台咯路据说就是法国人造的。

他在苏州河边生活了49年。但他不喜欢上海，总觉得上海人的思维格局小，还喜欢装高档，总觉得自己的个性跟老乡们合不来，老乡们总爱占他便宜，还说他坏话。

后来，他结束了上海的一切，铁了心来北京。在北京东五环边一个叫驼房营的地方买了五亩地，建了座规模巨大的徽式庭院，几乎远离了他所有的朋友。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在一种封闭式的生活中寻找安宁。他画的画亦大亦小，两极张力。而这些张力，伴随着他深沉的孤独。

每画一段时间，他总会去附近一家叫“东都”的夜总会唱歌，宣泄自己的压力。他喜欢随意叫上些有趣的年轻人，听他们龙哥、龙爷地叫自己。酒到酣处，他会边唱歌边跟他们拥抱，拍打着他们的后背，对沙发上那些长得奇形怪状的夜场小姐喊道：这是我兄弟!

除了到夜总会唱歌，他还用失重的方法放松自己。身体在游泳池里漂浮着，地球引力消失了，自由得一塌糊涂。他喜欢半闭着双眼，两腿稍稍岔开，让自己的身体静静地漂浮在游泳池上。

自从把父母从上海接到北京之后，他对上海唯一的怀念便只有上海博物馆，他跟山水画之间的缘分是在那里赋予的。他泡了几十年上海博物馆，泡出一双火眼金睛，任何展览，如果作品不吸引他，他从不停留，也不看作者的名字。他练出了自己的艺术直觉，相信一幅好作品会主动跟自己说话。

由于古画看得过多，他几乎没有早期作品。他发现自己对笔墨的要求也莫名地高起来，下笔就不对，一画就不满意，眼和手的距离差太远，完全没自信，直到某一天，他猛然发现具备了“无中生有”的能力。

出租车经过蓬皮杜，经过凡尔赛，尽管巴黎来了不止一次，但这些地方他依旧没去过。经典的地方总让他心生排斥，他要摆脱它们。对于巴黎，他印象最深的只是那些梧桐树，树下铺了一层沙，不是黄泥。

到了酒店，稍作休整后，他便催促着助手们去奥古斯丁7号布展了。小画他随身带着，大画通过物流公司空运过来。画据说下午2点能从海关出来，4点运到场地。第二天晚上是开幕酒会，所以，他只有一天多的布展时间。

奥古斯丁7号离巴黎圣母院不远，巴黎圣母院离罗浮宫不远，罗浮宫离中国人爱去抢购奢侈品的“老佛爷”不远，“老佛爷”离他住的酒店不远。他没有叫出租车，号召大家步行前往。他觉得自己需要在巴黎街头活动活动。他带着大家穿过“老佛爷”，穿过罗浮宫，穿过巴黎圣母院，穿过那些为了防止恐怖分子藏炸弹而由垃圾桶改成的透明垃圾袋。看到塞纳河的粼粼波光时，他想起了几个月前来巴黎看场地时的情景。刚开始，他想拿些现成的画过来展展就行了，但细想又觉得不对。他想“老毕”如果在天有灵，是会生他气的。于是，他来到塞纳河边，一根根地抽着烟，坐在那里望着河水，想这个展览该怎么做。

空间不大，却有架不小的三角钢琴，画挂到边上，气场容易被抢，沦为墙上的装饰和陪衬。但能把钢琴拆掉搬走吗?这是阿兰主席的最爱，开幕酒会时，这老头也许还要兴之所至地弹上一曲，所以拆它干吗呢?他想到了屏风。屏风可以包罗万象，既可把钢琴包容进去，也可以和钢琴之间形成一个呼应关系。而他可以把画画到屏风上。

屏风这种“家居品”突然给他带来了灵感。他想，既然这里曾做过毕加索的工作室，那现在为何不把它布置成我徐龙森的工作室呢?哪怕是临时的。

窗户是长条桌，他量好尺寸，决定带两个卷轴铺在上面。卷轴是五年前画的。既是自己的工作室，作品自然也该有各个时期的和各种形式的。他又做了两块窗帘，他觉得窗帘一挂才有生活起居的意思，窗帘的布他选的是大红大绿，在东北最常见的那种。他想自己虽是上海人，但来北京画画多年，也算是北方艺术家了。除此之外，他还打算将家中的古琴也摆过来，在他看来，郎朗来这里弹钢琴，那也是追随西方的。他要把这里彻底东方化，他要用自己能带来的所有物件把这里覆盖掉，就像胭脂一样。

古琴最后没带过来。海关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张名贵的古琴，属于文物，出国很麻烦。他听了，也就算了。

五

认路他并不在行，围着塞纳河绕了个大圈后，他才在那条僻静奥古斯丁大街上找到了目的地。助手们拖着沉重的箱子在后面抱怨，里面装着他这次的海报和去年布鲁塞尔展览的画册。

奥古斯丁大街7号空旷的院子里没有任何植物，几个年轻的法国姑娘正靠在墙边抽烟。她们是楼下一个培训学校的学生。巴黎街头，到处都是在路边抽烟的姑娘，他觉得她们抽烟的样子挺有魅力。

爬上顶楼，晓舟已经在那里等他了。晓舟问他怎么这么晚才到?他说，我们走过来的。

墙的四周挂满了毕加索画作的复制品。看着它们，他心中一阵窃喜，很快，他的山水就会像胭脂一样，覆盖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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