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圣母妓女情结”来源

既然缺什么就去找什么，任谁都有对爱的需求，情的渴望，更何况是一个风流倜傥、满腹经纶的才子?整天对着家里的“泥塑木雕”难免意兴阑珊，他们需要浪漫，更需要刺激。于是外面的花花世界，就成了我心狂野的文人骚客们流连忘返的绝佳去处。而偏偏生长在青楼里的诸多姊妹花又是那样的顾盼生姿光彩过人：她们不仅美貌如花天资聪慧，而且侠骨柔肠，更重要的是她们大都博览群书，出口成章，才华横溢，一专多能——一个小有名气的青楼名妓，往往身兼歌手、舞蹈家、琵琶和古筝演奏家、诗人、作家、心理医生等多重身份，最起码也是一个文学女青年。随便举个例子：宋代名臣赵忭，在成都为官之时，有一回出游，在街边看到一个头戴杏花的妓女，顿生好感，随口吟出了一句诗“髻上杏花真有幸”，谁料那美眉星眸一转，应声答道：“枝头梅子岂无媒!”惊讶得咱们这位赵大人差点儿从马上掉下来，这句诗对得确实妙啊!“杏花”对“梅子”，“有幸”对“无媒”，“杏”与“幸”同音，“媒”和“梅”同韵，真是对仗贴切意味深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妓女尚且如此，何况是许多美名远扬的大牌妓女?

自古磨难出英雄，妓女何尝不是这样?在风月场中摸爬滚打大半辈子，她们比娇惯的千金小姐，比寻常的名门闺秀更懂得世态的炎凉、人心的叵测，也知晓友谊的轻重、爱情的价值，身处冷暖人生，她们反倒像一个“灵魂处女”，永葆纯真的本色。表面上打情骂俏，实际上义重情深，逢场作戏是假，渴望从良是真。林语堂认为：“妓女较之家庭妇女所受教育为高，且她们较为独立生活，更较为熟习于男子社会。”易中天总结：“寻花问柳，偎红倚翠，对于文人才子，变成了一种风流雅事。金榜题名春风得意时，在这里听‘小语偷声贺玉郎’，自然风光得很，时乖命骞失魂落魄时，在此寻访得一二红粉知己，又何尝不是一种补偿?”

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鼓励男人都要去找妓女，也不是赞美文人墨客这种不负责任的腐朽人生，而是分析中国男人奇特的情爱心理，为什么放着家里的贤妻不爱，偏偏要到外面去风流快活?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中国古代的情诗基本上都是文人写给妓女的，那有没有体现夫妻之情的诗篇呢?有，但多半是写给亡妻的，比如潘岳的《悼亡诗》，比如苏轼的《江城子》。妻子在世时无诗可赠，死后才写诗悼亡，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吧?估计这是传统文化不许夫妻之间过于亲密所致。要不怎么总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呢?夫妻之间很少讲情呀爱的，男女之爱在婚内无处宣泄，只好移情别恋。

我发现，中国古代真正的爱情，多半不是在婚前，就是在婚外，很少有在婚内的。所以，文人墨客只好流连青楼与各色名妓唱和酬答，养在深闺人不知的淑女贤妻们也不甘寂寞，索性“红杏出墙”寻找真爱，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婚外恋的两大基本模式。对男人来说，妻子为正，必须正经严肃，不可调笑，情妇和妓女既然非“正”，自然不妨打情骂俏放浪形骸。男人的“圣母妓女情结”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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