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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性恋师生恋:爱情“少数派”你能理解吗?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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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对性与爱的行为规范的研究有无数种方式,其中提纲挈领的问题无非是——人们在做什么?和谁一起做?如何做?做不做?以及最重要的:为什么要这样做?《性社会学》一书的作者约翰·盖格农将这些指导性问题的集合

清晰区分浪漫之爱的吸引力和性的吸引力对于雷蒙并不是难事——他的真爱们普遍有修长的身材,职业化的打扮,头脑敏锐、谈吐充满吸引力。“我喜欢跟她们聊天,讲甜言蜜语,给她们做饭,一起听音乐,开车带她们去兜风,看演唱会,旅行……”所有普通异性恋情侣恋爱中能发生的甜蜜之事雷蒙都乐此不疲,但是他的御姐们显然不能接受他对性爱的冷淡。

“我可以做,我也有反应。”雷蒙说,“但是需要耐心的挑逗。以及,做完我会沮丧。我不喜欢。”

一位“真爱”是唯一不再咬定雷蒙是同性恋的。他们分手后,她删了他的微信,他用别人的手机看过她的朋友圈:她分享了一篇关于无性恋的常识贴。

“对于无性恋的直男而言,最好的可能性肯定是找到一位同为无性恋的女友。”无法令他生机盎然的前女友们释放欲望让雷蒙挫败:一种不亚于“无能为力”的挫败,“不想”比“不能”更像是对征服的全面溃败。

在修读犯罪心理学和异常心理学的Annie看来,主流的心理学假定了人人都有“正常”的欲望,如果一个人没有,必然是哪里出了毛病。这和此前异性恋霸权世界假定只有男人对女人有兴趣、人只能接收来自另一个特定性别的性吸引力一样,“如果你不是多数,那么就是病态”。而在这个全面“性”化的世界,一些无性恋者感到,比之性欲的泛滥(如性瘾),如他们般对性的无欲看上去更令自己蒙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学研究员凯瑟琳·哈金曾写过一本名为《性感资本》(Honey Money)的书,她将性资本与布尔迪厄所谓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相提并论,并认为其是一种综合战斗力超越后三者的资本—看,性是武器,一柄无性恋者难以持有的武器。

在孤鸿和Annie心中,友情和爱情的区别并不重大—后者,或许是契约化了的友情,增添了一份承诺和责任。但是对于雷蒙这样能明确感受到自己被“爱意吸引”的无性恋者而言,困难恐怕才刚刚开始。“我想,像同性恋一样,一些无性恋者会选择形婚,与他们并不爱慕的、性需求不高或者同为无性恋的伴侣。毕竟世俗的婚姻生活是有性的,大多还附带有生育这样的义务。”

罗密和朱莉:一个曾爱过老师,一个曾观看艳舞表演

罗密和朱莉打算在春天举行他们的婚礼。他们选择了北京东三环外的一座公园,那里有一幅保养良好的草坪。朱莉会穿一件白色婚纱—当然,初婚的新娘都穿白色,关键在于它由她信任的一位上海设计师设计,量身定做,为此她前前后后飞赴上海三趟,只为令婚纱与婚礼当天的她完美融合。罗密对这件事皱过眉:朱莉在这件事上投注的精力和经济都有点“超过”,仿佛整个婚礼,她只关注那条裙子,她和裙子才是主角,而不是和他。

但罗密也只是皱皱眉头而已。他为他们的婚礼选定了Krug香槟,这差一点成为另一个争吵点—她觉得太贵而他认为在婚礼上喝得好些完全不成问题。所幸只是“差一点”,像情侣之间无数次一触即发而终未触发的战争一样,他们最终凭借爱意和理智保持了忍让—如果连这一礼仪都未习得,他们又怎么可能走入婚姻呢?

会有一扇引门、12幅纱幔、600枝白玫瑰、172捧紫罗兰和60多位宾客出现在罗密和朱莉的婚礼上。他们邀请的人不多,除了双方的至亲,便是两人的同学和密友。当然也有同事,以及上司。在罗密三番五次的恳请下,他的老板马克更改了回新加坡探亲的行程,不但答应出席这场婚礼,还自告奋勇担任他和朱莉的证婚人。马克和太太结婚25年,有4个孩子,最大的孩子今年大学毕业—也打算结婚了。

罗密告诉我,他的老板很传统,喜欢回家吃晚饭、每年都过结婚纪念日、婚戒戴在无名指上,当罗密告诉他,会在30岁生日前结婚时他看起来很欣慰,甚至“露出了父亲般的笑容”。“他拍了拍我的肩,我想,它代表一种肯定和支持。”罗密收到了这个动作的含义。

30岁的罗密和31岁的朱莉都在创意界打拼,用他们自己严格的标准来看他们还“算不上事业有成”,但也无疑能令自己过上一份无忧的生活。在大学同学的眼里,他们情比金坚—在一起七年而仍然互相爱慕,最终走入婚姻。

罗密的母亲曾经对朱莉比他儿子大一岁略有芥蒂(她心中的理想儿媳应该比罗密小两岁),但朱莉以她成功的事业令准婆婆闭了嘴。朱莉的父母则认为罗密的事业差了点意思(所有的岳父都认为女儿应该嫁给更好的人),不过罗密很聪明,很会说话讨二老欢心,令他们得以自我安慰“女婿是有能力的,只是太年轻”。

朱莉大学时爱过她的老师,这段感情在他俩的恋爱进行到第三年时仍有挥之不去的余韵,但罗密选择了假装不知道。他自己则在澳门和东京享受过艳舞表演—“完全无可厚非的经历,但还是不让她知道为好”。他们都同意,一对情侣要定下盟约、结缔永恒的关系,必须有爱情,也有秘密。

有时候他们觉得幸运:他们没有在找到那个对的人这件事上大费周章,更多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拥有的不过是一份普通的爱情。他们度过了特别年轻的岁月—那时他们很容易失控,常常玩得筋疲力尽,现在他们依然贪玩,却更多的喜欢上了享乐主义的那一套,精细、安逸。他们想晚一点生孩子,但不会不生。为此他们还郑重地做了婚检,证实了双方都十分健康。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多积累一些储蓄,以换一套更宽敞的住房。

这是所有来宾都会祝福的爱情。“当然,因为他们爱我们。”朱莉说,她如此相信。而对于那些不爱他们甚至不认识他们的人,去对他们描摹一遍以上这样的关系会怎样?我们知道,也同样会收获祝福与羡慕。

一段爱情能激起广泛祝福的原因往往并不在于情感的系联,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世间爱情之摹本:这样的爱情是可向往、可参照、可复制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渥伦斯基的恋曲再紧张动人,它也不会进入“被祝福”的行列。当然,朱莉和罗密并不愿意相信,他们的爱情广受祝福的原因在于它是如此的“政治正确”—它首先有一对男女,他们有罗曼蒂克的基础,有符合互不伤害原则的专一,有通往婚姻的物质基础和意愿,以及抚养孩子的最终目标,甚至包括性—他们的“性趣”无疑合理,起码没有传出过任何“恶趣味”的丑闻。

他们如此自然地演绎了世界最喜闻乐见的爱情范本,并不知道这样的幸运在情爱里其实只是一种偶然。

两个人的世界:我选择不要孩子

所有燃烧过的爱情都曾设想天长地久—永恒,绝对,并且无间。那是两个人之中容不下其他任何事物的状态。25岁的朱生豪曾一边翻译莎士比亚一边狂热地给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宋清如写信:“姐姐,但愿宇宙只有我和你,世界只有平凉村那么大。”

在知乎的一个问答“无子女家庭(如丁克)怎样妥善地安排晚年”下面,周祚的回答被赞同的票数顶到了第一。钱、生活方式、生死观……他试图从各种角度理性论证丁克家庭养老会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可能性,但所有这些都敌不过他零星透露的几句个人信息带来的反弹:28岁,已婚三年,坚定的丁克。

“评论区里炸开锅了。太多人嘲笑:你才28岁,你怎么敢说自己是丁克?人是会变的,到40岁你肯定会想生,到时候你就后悔了。”

周祚不知道如果不遇上太太苏簌他会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但毫无疑问和现在的生活不一样。他在一家文化公司当总经理,薪水颇丰但忙到脚不着地,“每天工作差不多12小时,没有周末,一年开工360天。”

苏簌则在家当全职太太。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全职太太:因为家务或孩子而不工作,她每天的任务就是玩。“不要孩子、不养宠物、不开伙、不做饭,她每天睡到自然醒、逛街、买任何她想买的东西、吃遍天下、打所有我想打的游戏、看所有我想看的书、去所有我想去的地方。她代我过我最想过的生活。”

双方的父母对此自然是意难平。苏簌的父母担心什么都不做的女儿这样下去会变“废”,周祚的母亲则不能理解为什么儿子和儿媳不能过一种正常的、相对均衡的生活,为什么所有的忙碌和压力都由周祚一个人来承担,儿媳则如同生活在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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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言佳丽]

标签:罗密 少数派 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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