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关系并不是不可取代：能花心并幸福吗

2、来自法国的见证

“我们有两个房间，各有各的故事”

圭兰安，29岁，总工程师

20岁时，我对夫妻关系的看法很传统，总是在找寻那个完美的能陪我终老的女孩……后来，我结识了这些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揭去男女交往神圣的面纱，恋人关系于我不再只是“要么结合要么陌路”，身上的压力陡然小了。我曾和一个同意尝试“多爱关系”的女子交往。我们的故事富有激情，持续了3年。但并不容易。她时常哭，我会有负罪感……直到两年前我认识了嘉蒲瑞拉，她和一个柏林人保持关系已经2年了，那男人看起来还不错，在那边也有女友……如今我和新女友同居已有7个月了。为了给自己留有空间和自由，我们有两个房间，各有各的故事……

3、“我有3个爱人，并保持了完整的关系”

伊莎贝拉，38岁，地下水源测试人员

我有3个爱人，并保持了完整的关系。每一段关系都是独特的，它们相互补充、对话、平衡。我在其中找到了一种完整性：这些关系使得我人性中每一面的需要都得以发展、平衡，并且能不使他人为我牺牲。以前我总是为丈夫的需要牺牲自己，而现在我更能接近自己本身的欲望。我对这3段关系全身投入，真心希望这关系能够历久弥新。弗雷德利克说希望我们3个能一同老去，对我来说，这是最动听的爱的表达。

婚姻制度的观察者？

在今天中国的大中小城市甚至乡村，有很多这种知情的或不知情的半开放式和全开放式伴侣关系——他们肯定不是萨特和波伏娃的学生！这二位称得上是人类两性关系自由新模式的探险家，他们的使命就是像标本一样地生活着，供后世研究的。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今天那些选择了开放式伴侣关系的人，他们可能是有各自不同的自身原因的。”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说。我们很困难才采访到的那一对中国伴侣倾欣和昌平，很明显，倾欣是选择开放的那个“主谋”。我们了解到她的家庭背景：她的父亲，在多年前抛弃了妈妈和她们姐妹3人。董如峰分析：“从一开始，她可能就不相信任何一个男人能和她相守，那么干脆选择互相自由——或者说，背叛已经是我们的契约，这样背叛就不存在了，我也就永远不会像妈妈那样遭遇被抛弃的命运！”

我们的法国记者在巴黎的“花心咖啡”活动现场采访了47岁的弗雷德利克。“刚刚接了我的情人嘉蒲瑞拉的电话，感觉棒极了！”他毫不掩饰地说，而他38岁的同居女友伊莎贝拉就在旁边——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如此的，他们已经尝试过一夫一妻阶段，相爱，激情，冲突，争吵，冷战，出轨，分手……他们最终选择了开放式。而拥有3个孩子、38岁的迪克，则面临婚姻分崩离析，他想保住婚姻，于是想给太太自由，所以他也来到“花心咖啡”活动现场。

“这些多爱主义者，我并不认为他们就是花心大少或是色女郎。他们在选择这样的两性关系模式之前，应该也是经过很认真地思考的。我倒更情愿认为他们是婚姻制度的观察家和研究家，他们发现了婚姻制度与人性之间的对立与缺陷。”董如峰说。

为修补制度缺陷？

“他们可能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在对抗、挑衅、修补封闭式的围墙里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董如峰补充说。

在爱情上做加法？婚姻制度要求我们忠贞，情感只对一个人，这最容易让我们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刺激脱敏——在开放式关系中，爱情不再局限于猎获一个人的心，而是在其上做加法。“其实，我们一直在尝试出于本我变化的、新奇的欲望，调节只对一个人的爱。”

心理分析师鲍琳娜·普罗丝特指出，“伴随着‘多角婚姻’的出现，人们原以为不可实现的，在现代情侣身上正慢慢变为现实。”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补充说：“人们试图在更多的人身上寻找完整的感觉，但多爱者们则更积极地行动了。”

变得更自由了？胡因梦在《生命的不可思议》中写道：“我发现自己长久以来的两性关系一直卡在这样的矛盾中：我既想要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又想要一个稳定、持久、深入和全方位的关系。这两者有没有可能兼容并蓄地同时存在于一种制度或关系里？答案是有可能的。我能够想到的西方世界典范人物就是萨特与波伏娃，在台湾则是曾昭旭教授和他的妻子。这几位典范人物的关系无论是已婚或不婚，都是奠基在自由与开放之上的。前者的故事众人皆知，无须赘述；后者的婚前宣誓倒是值得再提——曾教授和妻子有过协定，他们的婚姻必须有变心的自由。这是必须有极高的安全感和成熟度才能办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