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来讨论女性主义艺术时，我首先要谈论女权主义。因为女性主义艺术只是结在女权主义树上的花朵。 女权主义在西方是有其历史的渊源和脉络的，早期的发出声音的女性是在宗教的范围内，进行神职活动的女性。它们运用了宗教的语言。进入十八世纪，越来越多的女性进行文学的阅读和创作，使探讨女性的处境和状态有了可能。这种思想性活动使女性更多的认识到自身的被规定的“女性气质”，而对由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和排挤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有组织的活动，特别是争取改进女性教育、外出工作机会、修改涉及已婚妇女的法律及选举权的运动。选举权又是女权主义者诉求的中心内容。“无论从象征意义上（作为对妇女完整公民权的认可）还是从实践意义上（作为深化改革和实实在在改变妇女生活的必要方式）来说，它的意义重大。”莉迪娅贝克尔说“它需要流血或暴力行动”来“唤醒政府去实现公平正义”。1913年德比马赛上，埃米莉戴维森扑到国王的赛马下，为妇女选举权事业而献身。由于女权主义者的不懈努力。20 世纪初英国妇女获得了法律平等和公民平等。20 世纪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了女权主义的“第二浪潮”，其关注的重要问题便是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权利。《第二性》中，波伏瓦认为从古至今，妇女被剥夺了享有完整人性的权利，被剥夺了创造，发明以及超越单纯的生存在不断拓宽的事业领域中寻找生命意义的人权，男人“改造地球的面貌，创造新的仪器，进行发明创造，铸造未来”；而另一方面，女人却始终是一个原始的“他者”意象。她被男人观看，也是为了供男人观看，永远都是客体而非主体。

而这个思想渊源正是女性主义艺术的基础——既对女性非主体的他者身份的置疑，恰恰在那个时候，艺术又发生了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重大的转变，艺术从创作媒介到创作方法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艺术从单纯的审美造型转变为传达观念的载体，那么女性主义艺术自然在多元丰富的艺术里面找到了适合的言说的形式。

所以女性艺术是借用艺术的一种表态，它意味着人而不只是女人追求天赋人权，平等自由，打碎性别枷锁和世俗惯性思维的战斗。那和后现代的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否定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反对精英艺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对中心的一次颠覆，这也是女性主义艺术发生的必然所在，那应是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既世界更趋平等与正义。

如今，当女性曾经为之追求的权利慢慢都得以实现时，当女性在法律中得到更多的保护，她们拥有了受教育权和选举权后，似乎激烈的反抗状态已不合适宜，所以女性主义艺术到今天似乎也失去了最初的活力。许多女性艺术家也开始厌倦这种女性艺术家的身份，当对抗已经缓解时继续采取对抗的态度是一种无知。同时也使共同面临的问题成为共同课题成为可能。比如种族问题，环境问题，或政治问题。这似乎比男女的性别问题更加严峻，因为它们触及到整个社会，而这个社会是由男女两性共同组建的。

作为西方社会中的女性，现在似乎可以享受到前面女权主义运动的成果，和男性分担现代社会的角色，虽然女性还没有占到主导优势，但看起来女性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和优势。但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要面对更多的问题，那远不是选举权的问题，“她们不得不与根深蒂固的本地信仰和风俗习惯这种形式的性别歧视做斗争。不得不应对各种阶级，种姓、宗族以及民族偏见。在一些国家，她们与这些问题的斗争与建立民主政府和争取最基本自由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拉丁美洲，亚洲，非洲部分地区和中东地区妇女的生活还受到了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深刻影响。”

在许多伊斯兰教国家，对女性的控制是不可想像的，女性的命运是被男性主宰的，直到现在这中状况也没有改观。童婚还有殉夫事件还屡屡发生，更不要说其他的权利保障。 中国的状况似乎更加具有地域特性。表面上看中国社会是不存在男女不平等的问题的，毛**在解放中国的同时也解放了中国的女人，很多人都持这个见解。并认为在中国提女性主义是没有意义的，许多男性评论家都在极力渲染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女性主义状况的特点。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和谐主张使中国女性安于自身的女性角色，愿与男性和平相处，并且对于女性特质采取的不是否定而是接受和承认，这样中国的女性艺术就形成了和西方完全不同的特色——就是中国的女性艺术家多运用和女性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比如女红来做成艺术品。另外一些女性评论家完全运用西方女权主义的批评方法，强调对男权中心话语的反抗意识。但在我看来两者都是把中国的女性问题表面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