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医生李子勋在描述偷情时曾说，人需要从浪漫的关系幻想中获得面对现实的精神动力以及安全感、被接纳感、自我认同感，不让人去幻想几乎不可能。没有人可以用理性去控制内心的欲望，去禁止情欲在非现实领域与可心的人演绎爱情。女人做不到，男人更不行！因此，偷情并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有关人性与人对自己有多了解的问题。而那些为自己创建一些原因、让偷情行为合理化的当事人，不过是在进行一种自我的道德游戏。

李子勋对偷情行为的心理学描述做过一个总结，因为亚偷情与偷情在情欲基础上的同源性，这个总结也同样适用于亚偷情：它有时像是人的一种内在情感历程，一种为了情爱的成熟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叛逆；有时像一种精神自慰，情人的追求暗示自己还可爱，主动的追求暗示自己还年轻——自恋；有时可能是无意识在完成早年压抑的情结，为了消除内心的痛苦纠结，来不及考虑到责任与道德——恋父恋母；有时看起来像是寻找一种心理平衡，出轨的后果是让人可以在乏味的婚姻中坚持下来——补偿心理；有时只是为了反叛自己，在妻子/丈夫面前传统保守，在情人面前放浪形骸——妓女情结。

但李子勋个人觉得，更多的偷情产生于一种博爱的心怀，偷情里夹杂着一种珍惜、怜爱、欣赏的意味。“当一个人的情爱真正成熟的时候，他/她有能力爱天下所有的人或接受所有人的爱，这是爱的无畏。”但“博爱是人性的优点，也是人性的弱点”。

谈到精神出轨、身体出轨，亚偷情、偷情，道德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词。这也是为什么涉足以上活动的人心里总逃不过些许道德焦虑感的原因，尽管他们可以有千百种理由为自己开脱。

婚姻不够幸福的李致远曾经以为他不会因为爱着小慧而对妻子产生负罪感。“因为我对她和这个家庭付出了太多，虽然不是心甘情愿，但我觉得自己这么做是道德的，甚至是高尚的。然而，当我发现自己的付出在她那里得不到珍惜，必然会产生失落感。”他说，“既然她不珍惜我和这个家庭，那我也没有必要负责任。”然而，当他爱上小慧，再面对自己的妻子，仍然“觉得她很可怜”。

“不过，”李致远试图理清自己混作一团的思绪，“也许没有小慧的出现，我也不会像现在过得这样安心，毕竟小慧已经成了我的心灵寄托，一种面对妻子的愧疚感让我觉得这样的难熬日子暂时还可以过下去。”

比起面对妻子的愧疚感，李致远对于那个未曾谋面的小慧丈夫，愧疚感却不怎么强烈。“我虽然很希望小慧身边的那个人是我，但我觉得我现在没有能力给小慧的丈夫所能给她的生活幸福。他们的感情很好，生活也很美满。我不想破坏小慧的幸福生活。”有时候，他听到小慧和她老公吵架的消息，心里的感觉很奇妙，有一点点幸灾乐祸，也有一点点不安，但最后，他常常能站在小慧丈夫的立场上，劝说小慧谅解她的丈夫，“因为我不希望她的生活不安定”。

李致远这样做，道德，抑或不道德？亚偷情的道德界限在哪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伦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希仁认为，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别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伦理讲的是关系，道德讲的是行为品质。人家没有离婚，伦理关系还是维系着，伦理关系是客观的，并不以双方的感情为转移。”他说，“这也就是说，夫妻感情虽然破裂了，但是伦理关系还存在，还是夫妻关系，还是法律所保护的。伦理关系是法律和道德两个力量维系的。”

宋希仁认为，对于偷情者，即便这个人不想破坏对方的家庭、使对方的家庭伦理关系在形式上仍保持完整，“这仅仅是没有暴露而已，实际上已经破坏了，因为对方对家庭的感情已经不真实了”。但是对于亚偷情者，如果两个人的感情很亲密，而对方的家庭关系又维系得很好，对爱人的感情也很真实、很好，这种情况也可能存在，也不能说这是不道德的。

李子勋说，情欲似水，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容器去装载，人对道德的意识就是这样的一个容器。当容器足够大，任何形式的情爱都可以是美丽的花；当容器不够大的时候，情爱的溢出虽不道德但却也必然。

婚姻、爱情和性的分离

李致远也曾想过对婚姻忠诚的问题。“其实在爱情和婚姻的忠诚上，我选择对爱情的忠诚，如果对婚姻的忠诚会对爱情不忠诚，那么我宁愿抛弃对婚姻的忠诚。”他说。

在一个现实的婚姻困境中，李致远这样的人在观念上把爱情、性与婚姻分离了。他把爱情和性基本上从婚姻中抽离出来，婚姻在现实中仅剩下一个空壳。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爱情和性远没有与婚姻平起平坐。因此，他此时面临着内心道德焦虑感的折磨，彼时极有可能要面对社会的指责。

从整个社会大环境上看，当下中国人对爱情、性和婚姻三者关系，已经在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于爱情和婚姻的关系，潘绥铭在剖析中国“性”革命时说，“五四”以后，“浪漫爱情”在中国逐步确立起来。到了1980年，《婚姻法》把离婚标准规定为“感情破裂，经调解无效”，“这是浪漫爱情对于夫妻恩爱的首次超越”。于是，爱情的价值也就超越了婚姻。

而对于性，潘绥铭认为，当前的性革命极大地冲击了“性的唯婚内论”。“可是这主要地并不是因为性的强大，而是因为婚姻的脆化与沙化削弱了自己的堤防。”

关于性和爱情，他在20世纪末的调查显示，倾向于信仰“情爱”而贬斥“性爱”的人仍占调查总数的93.2%，是所有13个性观念问题中回答最一面倒的。

虽然20多年来，在中国人的观念上，潘绥铭认为“性的地位在上升，作用在加大”，但是黄盈盈博士强调，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婚姻对于爱和性的作用根深蒂固，仍占据着社会的主流位置，性对于婚姻、爱的正面意义依然不为社会所倡导。

“在这样一种话语之中，性只是作为婚姻所许可的实践而被动地存在着，本身并不具有促发爱、激活婚姻的作用。”黄盈盈说，“而缺少性的浪漫之爱也会随着时间以及柴米油盐的生活而淡化，因此，性感的性也只能到婚姻之外去追寻。”但可想而之，这种追寻要背负着沉重的道德重担。于是，亚偷情者的道德焦虑便可以在中国“性”革命的背景下，得到很好的解释了。

陌生人社会，虚拟世界

图书馆一别后，李致远曾几次以各种借口约小慧见面，小慧都没有同意，但他们仍通过手机短信、网上聊天工具保持着联系。

如果，图书馆偶遇事件发生在30年前，他们的命运又会怎样呢？也许，李致远根本就不会奢望继续和小慧保持联系；即使有愿望，也没有勇气；即便有勇气，也只是书信联系；而一旦事情暴露，他们将接受组织的谈话和教育。最后，一个巨大的A字将会被周围人尖锐的目光雕刻在他们的衣服上，永远摆脱不去。

时代发展到今天，现实的土壤早已发生改变。首先，熟人社会解体，熟人组成的监督体系自动崩溃，两个亚偷情分子即使明目张胆地走在大街上，也可以无所顾忌，因为能遇到熟人的概率很小，遇到婚内配偶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除非被其跟踪。另外，随着人们对男女关系的评价发生改变，一个人在社会活动中要接触太多的异性，所以一男一女在一起，即使被各自的配偶遇见，若没有现行的亲昵行为，也很容易找理由搪塞过去。

潘绥铭在论述当前中国“性”革命的基础时，曾经谈了1980年以来“性”革命三方面的社会背景：单位制度的瓦解＋传统信仰的消失=社会控制放松；人口横纵向流动＋居住方式变化=“陌生人社会”形成；私人空间的独立与扩大＋“文化反哺”=个性再次张扬。“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人的个性再一次得到了发扬光大，出现了‘五四’以来的第二次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