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时，社会环境的变迁和人们婚姻、爱情，以及性观念的改变，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一个反映是离婚率的上升。统计数据显示，除了1983、1998和2002年以外，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离婚率逐年攀升，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近20年。而据中国民政部2007年5月发布的《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06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191.3万对，比上年增加12.8万对，粗离婚率为1.46‰,比上年增加0.09个千分点。

而在离婚率上升的种种原因中，婚外情已显现出极大的杀伤力。上海离婚法律咨询网最新一项统计表明，婚外情已经成为影响上海夫妻感情的头号“杀手”，由于这一原因导致离婚的比率已占到整个离婚原因的六成以上。据统计，因为婚外情的激增，在过去20年，上海的离婚率增加了20倍，已经成为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

在一些因婚外情导致婚姻解体的家庭中，无辜一方总是痛心疾首地抱怨：怎么没有早发现？事实上，现在早已告别了“明月千里寄相思”和“鸿雁传书”的时代，无线通讯和互联网作为现代通讯工具，为人类的情感沟通提供了便利。而这些通讯工具具有极大隐匿性，它保护了个人隐私，同时也蒙住了配偶的眼睛。

因此，婚姻之外的任何一种情爱之花，都有可能在无线通讯和互联网上娇艳地绽放，包括亚偷情。

亚偷情状态的边界考量

对几位已婚男性的调查发现，他们普遍的想法是，有爱就渴望有性。

那么，女性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黄盈盈博士在她对70年代女性的访谈中，设计了一些问题，以了解女性认为男女在性方面存在的差异。结果表明，她们认为，男女对于性的理解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一个女性就曾经这样表述：男性可能会认为性是不可缺少的，两个人有感情，也还要有性。或者男人可能会认为没有爱情，也可以有性。而女性也会认为性是很重要的，但没有男人看得那么重。

“在女性的想象中，男女对于性的不同理解首先表现为感情的卷入程度上。”黄盈盈总结。因此在亲密关系上，女性最倚重的是感情，而不是性。也就是说，女性在亲密关系中所寻求的，更多是情感寄托，而不是性带来的激情。甚至，黄盈盈发现，有些女性用“世俗”与“神圣”来区分男性之性的生理性与女性之性的情感性。

由此可以说明，在亚偷情这种亲密关系中，守卫边界的人，常常是女性。

对于男性而言，虽然他们在爱情中渴望性，但如果是婚姻中人，他们认为，这个愿望实现的前提必须是安全。“安全不是指双方，尤其是女方身体上的安全，而是指双方的家庭安全。”一位男士说。

在亲密关系中，如果守卫边界的是男性，那么他们更多地是出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与回报的考量。如果双方地位不平等，他们则会愈加重视这种计算。

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赵燕芬说，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一些女性对金钱和权力的欲望增强，她们会把自己的感情倾注在一些有权有势的人身上。而这些女性的感情轨迹是有规律可循的，从仰慕到爱恋，到不计名分地与他生活在一起，再到希望他离婚，她总是有进一步的想法。而女人一旦有非分之想，男人就想退缩。因为离婚的风险太大，而结婚的成本又太高。而且即便真的离婚和结婚，结果又怎样呢？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离婚再婚人士感觉生活得不幸福，“原因是激情的保鲜期太短，仍旧回到平常的生活状态中”。

因此，一些理智的男性往往会选择在跨越边界上保持谨慎。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陶春芳评价说，这样理智的计算，可能是怕担责任，但怕担责任其实是负责任，“看透了生活，就不乱来”。

-本刊记者/李梓

只有当女性能够具备独立选择权利时，她们才能选择让这种感情稳定地停留在对婚姻的威胁之外

偷情是一个古老的词，大意指已婚人士在婚姻之外又结新欢，并发生了婚外性关系。其历史，大概和婚姻的产生一样长。偷情绝非一个好词，加了一个“亚”字也没能纠正它的贬义，有史可考的记录，从来没有“亚偷情”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发乎情，止乎性”的关系，更多时候被掩盖在其他好词汇之中，如“红颜知己”。

一位婚姻问题专家，郑重其事地告诫说千万别用这个词，因为这可能会使人们对这种关系产生歧义，那么，借用一下其他流行的词汇，比如“暧昧关系”、“办公室夫妻”，所指似乎不如原词，而用“知己”之类的词汇，所指已非原意。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范畴里，男性所拥有的社交空间远远大于女性，而对女性，则即使是深闭燕子楼，仍然有被讽刺为“失德”的可能。因此，男性可以有“红颜知己”，而女性却没有相应的“蓝颜知己”一词，以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而言，今天的所谓“亚偷情”在古代已经完全可以坐实罪名沉塘，因为在中国，对“情”的限制远远比对“性”的声讨更严重。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所的陶春芳，在上世纪60年代前往农村接受“知识青年再教育”时，发现了一个令她吃惊不已的现象，她发现农村对婚外性的纵容远远超乎她的想象，村里人对谁和谁有出轨行为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未婚男女的正常谈恋爱受到巨大的阻碍，在没有媒妁之言之前，未婚男女的正常接触，比如见面、共同上街等，会被千夫所指。

因此，在大量的逸闻小说中，中国古代女性(只限于未婚、孀居或者自由职业，比如歌姬)如果对某位已婚男性倾慕已久，所采取的行动必然是“自荐枕席”，而且第二天定然要远遁江湖甚至出家，以保全那莫须有的“名节”。而他们究竟何时完成了感情的交流，则笔者完全不交待，想必女主人公都有红拂那样的识人本领。

这种情况，到了女性开始拥有和主持社交的时候，便有了根本的改变，所谓蓝颜知己，大概在民国才有可能实现，而能充当这种传奇的男主角，大概都是才子，比如徐志摩、金岳霖之类苦恋已婚女士的男子。

发明“亚偷情”这个词的是一位女性，她因为自己这种可能出轨的感情而苦恼不已，因为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对感情和婚姻负责的人，不应该拥有这样的感情，她深为自己是否已经惊动了“道德”二字而烦恼，因而向众人求教。而一位评论者认为，如果这位女士不那么自立和清醒，则那个“亚”字可能早已经不见了。女性如果没有自主权利和自由选择的环境，则这一状态很难实现。

“亚偷情”一词的出现，被人们认为与今天人们的感情需求提高有很大的关系，“人类对感情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只要条件允许，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去追求更美好的感情”。陶春芳说。而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历史与婚姻的郭松义先生，偶尔在著作里提到了现代人感情需求增多的原因：知识经济以脑力劳动为主，人们体力劳动时间大大减少；相应地闲暇时间增多，对感情的质量要求和丰富性都提高。

-本刊记者/李梓

总有那么一些人，家里扛着红旗，家外彩旗飘飘

二十多年以来，他用这种暧昧的关系弥补了对婚姻的不满。

多年前，我有过一位这样的领导，说起来许多人对他的人生际遇唏嘘不已，这位年届50的男士有着许多可称道之处：年轻时热爱过诗歌，会乐器，有着运动员的健壮身材和歌唱家的胸腔，喜爱社交和各种热闹的娱乐活动，事业已有所成。总之，他非常喜欢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生活多姿多彩的、忘记了年龄威胁的成功人士。只有一些下班比较晚的同事知道，他总是在他们即将出办公室的时候出现，然后躲在办公室里开始打和接各种电话，没有电话的时候，他躲在那里看书和干各种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直磨蹭到深夜才回家。

办公室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借口，可以借此躲过许多怀疑和影射，还有妻子的盘查。他的妻子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借口，在我们那个以清闲而著称的单位，哪有那么多的工作需要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