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低收入人群放贷固然带有更高金融风险。但只要风险留在放贷者手里，高风险和高回报会相互对冲。在新世纪之交以前，美国的房贷与华尔街金融市场隔着一道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建立起来的“金融防火墙”——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它限制发放房贷的商业银行与发放证券的投资银行相互进入对方行业。

此时杠杆套利，衍生品投机等惊心动魄的高风险游戏仅限于投资银行，而商业银行只过着“三四五”的无聊日子（以3%的利率向储户借贷，4%的利率放贷，5点钟去高尔夫球场）。

1990年代的美国大牛市推掉了“金融防火墙”的第一块砖——原本只允许地区性经营的上市银行被允许通过相互并购成为全国性银行来推升股价。1998年前财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卸任成为美国花旗银行顾问成为了一个关键时刻。

美洲银行和花旗银行的并购大师看到了集储蓄、房贷和投资服务一站式“金融超市”的未来。但他们需要华盛顿的“内线”鲁宾来帮他们彻底推翻“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道“防火墙”。1999年他们如愿以偿。与此同时，金融数量理论与信息科技的结合给华尔街带来了一系列的“创新”。

讲到这里，读者相信能明白金融创新“双刃剑”的巨大魔力。房贷抵押证券（MBS）、资产抵押证券（ABS）、担保债务凭证（CDO）和它们的衍生品信贷违约调期（CDS）层出不穷。

截至2007年，总值13万亿美元的美国房地产市场毫不惊奇地催生了14.5万亿的房贷抵押证券。令人诧目惊舌的是，在此之上竟衍生了45万亿的CDS（9倍于美国的GDP！）。哪怕这些经手这些产品的华尔街银行只拿1%的佣金，世界性难题里的“代理人“风险已经凸显。

失衡的游戏规则

这些由数学怪才们捣鼓出来的创新金融产品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华尔街银行的高管中都极少有人明白其中机理。于是，为了向客户推销这些金融产品，他们请来了华尔街的评级机构。他们顺手推舟地启动他们的金融炼金术，将世界上没有多人能看明白的数学模型支撑下的MBS，ABS, CDO盖上了“AAA”的标签。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格林斯潘一板一眼地按照“货币理论”教科书将联储利率降到1%。廉价的现金不仅让商业银行大肆放贷，也大踏步地进入了融资杠杆游戏。华尔街投行先后消失的贝尔斯登和雷曼以“AAA”的评级标签和复杂而自以为可靠的对冲模型，开始向银行借贷放大投资杠杆。

只有200亿美元自有资金（包括客户委托资金）的雷曼在倒台时，账面上却有5000亿美元的借贷杠杆投资。殊不知，前所未有的投资杠杆让格林斯潘臆想下美妙的资本市场体制出现了一个致命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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