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看张五常的第二个惊讶。他首先将19世纪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所表述的“从身份到契约”，转译成制度经济学的语言：“从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并认为这是中国制度改革的重心所在。在他看来，“没有经过流血的革命而做到这种合约转移，可以视为奇迹”。这“流血”的印象可能来自史书阅读，也可能来自一直以来西方对中国崩溃的预言。第二个惊讶必然要求张五常有所作为。张五常就把从第一个惊讶中所发现的约束竞争合约理论，用来描述这没有经过流血的革命。这就是张五常所谓的“承包责任合约”。承包责任合约尽管已经内置于张五常的约束竞争合约理论中，但同时也是中国政府的“承包责任制”的一种转译。同理，所谓的“约束竞争理论”，也可以理解为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管制的市场经济”等表述的转译。

张五常的第三个惊讶，就是在极端困难的90年代，长江三角洲大约八年就超过起步早十年的珠江三角洲。这让他获得对承包合约在县际竞争中的扩张认识——负地价。在他看来，“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尽管略懂美国历史的人知道，当年美国开发西部，其中一招就是用一美元或几美元价格来私有化土地。这大抵就是美国式“负地价”的招商引资，或者说地广人稀式的土地招商。中国是地狭人稠，如果简单地照搬美国当年的“负地价”土地私有化，是否依然会出现当年美国的经济活力，是很难说的，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张五常所谓的“负地价”租赁已经产生经济活力。这种“负地价”得以刺激经济活力的制度基础，显然不可能只是个体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私有产权，共同体及其内部价值转移的存在也是其必要的制度基础。尽管其内部价值转移的公平性不一定经常获得保障，但那是另一类治理问题。或者尽管这种价值转移可能是采取市场方式，也可能是采取财政拨付方式，或者是其他方式，甚至是兼而有之，但总之，这种价值转移因为主权性共同体的存在而成为可能。今天的中国是如此，当年的美国也是如此，否则就会远远超出默认者的“承受”边界。

最后张五常概括出“四个重要的含意”，也许就是张五常概括出来的“中国经验”四个规则：私产与市场对改进人民的生活无疑重要，但一定要加进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与安排来看问题；人民与社会面对的局限条件如何，对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的选择性有决定性；经济增长的速度与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是息息相关的；存在一个支持、保障和推动相关合约结构的政府。“局限条件”理论非常容易让中国读书人想起斯大林“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理论。

然而，我们要明白的一个道理是，从现实组织或现实个人出发寻找发生学或起源学上的解释，要么就只是对发生过程的一个描述，要么就是一种回溯式推论。回溯式推论只能帮助我们发现一些必要的“局限条件”或曾经发生过作用的“局限条件”，但并不能有利于我们发现充分的“局限条件”，甚至充要的“局限条件”。只有在从复合性的现实组织或现实个人出发，才有可能更多地发现一些必要的“局限条件”及这些必要的“局限条件”的组合，比如张五常关于中国奇迹的横向比较就是从一种复合性的现实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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