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是中国营造学社成立80周年。

前后近20年，中国营造学社存在的时间并长，但却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古建筑和古文物的人才，其精神，更超越了建筑，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座丰碑。时光容易把人抛，1940年罗哲文进入中国营造学社追随刘敦桢、梁思成、林徽因等恩师时，只有16岁，如今，这位唯一健在的营造学社成员也已两鬓染霜。

营造学社旧址

1930年2月，原北洋政府国务代总理朱启钤——虽然只代理了几天时间，却是袁世凯的心腹——在自己的寓所内（北京宝珠子胡同7号），发起成立中国营造学社。用“营造”而不用“建筑”二字，朱启钤有兼容并包的考虑，他希望学社不局限于建筑一体，所有工艺类的艺术，比如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等等，都囊括其中，甚至一些民俗民歌，朱启钤也立志“旁搜远绍”，其目的就是要彰显建筑与文化之关系。这就使得中国营造学社的阵营之中，不仅汇集了民国时最优秀的建筑师，许多文化界的名士也赫然名列其中：考古学家李济、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乃至后来的北京“玩主”王世襄——王世襄正是在这样的“染缸”中耳濡目染，才有后来的成就斐然。

一开始在营造学社工作的职员，除朱启钤之外，只有三人：陶洙、阚铎和宋麟徵。一切都很简单，但朱启钤曾担任内务总长和代理总理，绝非浪得虚名之辈。从1930年至1937年，营造学社得到中美、中英庚款的经费支持，再加上朱启钤运筹帷幄，原有营造学社社员（除职员外还包括挂名或不挂名的评议、校理、参校）从最初的43人到1937年翻了一番，增至86人，其中不乏张学良、前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叶恭绰、中兴煤矿大股东张文孚这样的政界、商界要人。

中国营造学社蓬勃发展起来，这时，他急需真正的专业人才成为学社的中坚力量。一个青年人进入了他的眼帘，他的名字叫：梁思成。

《营造法式》，朱梁因缘

朱启钤和梁启超早就相识，听说梁启超的公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完建筑，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已经回国，他于1930年找到梁思成，促膝长谈，希望他出任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一职。

两人一拍即合。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期间，对梁思成影响最的一本书就是父亲梁启超于1925年寄给他的《营造法式》，正是这本书坚定了他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决心。

而梁思成看到的那本《营造法式》，正是朱启钤、陶湘费时7年、耗资5万多元印刷出版的陶本《营造法式》。陶洙的哥哥陶湘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他的私人图书馆取名“涉园”，藏书30万卷。朱启钤早闻他的大名，朱在江南图书馆发现手抄本《营造法式》之后，觉得手抄本错讹难免，遂委托陶湘遍寻天下各种传本的《营造法式》，朱启钤加以悉心疏正，最后校订付梓，这就是梁思成所看到的《营造法式》。

有了这一层关系，梁思成与朱启钤一见如故，马上答应了朱的请求，加入学社，后担任法式部主任。自梁思成进入营造学社的一大任务，除了查考中国古建筑遗迹之外，就是这本《营造法式》的研究。1940年代，在李庄时，他把语言学和建筑学结合起来，称《清工部工程作法》和《营造法式》为中国古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着力于古建筑内在规律的探询。他潜心于此，但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书稿未能出版，直到1956年，他才出版了《营造法式》（上卷），对《营造法式》细加注释。从朱启钤到梁思成，《营造法式》在营造学社两代人的努力下，终于从一本无人能识的天书，成为中国建筑复兴的基石。

“颠沛流离”刘敦桢

关于中国营造学社，由于梁思成、林徽因的巨大影响力，另一位重要人物的声音，在建筑学界之外，几乎被淹没无闻。他，就是营造学社的文献组主任刘敦桢。

照片上的刘敦桢长脸、衣裳俭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如他在建筑研究方面的认真与尽职。在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和林徽因等人倾力合作，不分你我。这一点，从《梁思成全集》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全集》中收录的文章，有好几篇，署的是梁思成与刘敦桢两人或梁、林、刘三人的名字，如《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修理故宫景山万春亭计划》等莫不如此。

1945年之前，梁思成、刘敦桢的学术研究，可以用“颠沛流离”来形容。但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营造学社仍然没有放弃实地测绘古建筑的计划，因为他们深知，这些建筑时刻有被炮火轰击成为炮灰的危险。

1938年，到昆明之后，梁思成脊椎软组织灰质化的疾病越来越重，此时，刘敦桢就担负起了测绘的重任。10-11月，刘敦桢率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对昆明市及其郊区进行古建筑调查，结果莫宗江和陈明达竟给拉壮丁的给强行拉走，最后梁思成出面才让军队放了莫陈二人。

测绘绝不是旅游。1939年，刘敦桢等人去成都测绘，长途汽车拥挤不堪，30多个人挤在一辆车内，根本动弹不得。屋漏偏逢连夜雨，暴雨袭来，立成落汤鸡矣。

1968年，时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的刘敦桢先生被迫害至死，比梁思成先生故去，还早了4年，只留下他那本辉煌的不朽之作《苏州古典园林》让人抚书追昔，不胜感慨。

成就中国建筑复兴的传奇

1943年，刘敦桢即将离开学社到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在离开李庄前一天晚上，刘敦桢和梁思成彻夜长谈，泪涕纵横，实在是难分难舍。刘敦桢离开3年之后，即1946年，因资金短缺，朱启钤先生也已家资散尽，无力维继，再加上学社人员分散到各地，营造学社只能停止活动。

要不是抗日战争令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中国营造学社大可以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建筑研究的中坚力量。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本方面曾有意拉梁思成先生为日方所用，梁思成早已洞悉日方企图，他坚决不与侵略者同流合污，立即带领全家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转赴昆明，翌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在李庄，物资匮乏，营造学社的生活之困难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因为终日劳累，梁思成患上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不便；林徽因则有严重肺病，长期卧床不起，咳嗽不止。

梁思成并不是非得呆在李庄，当时美国许多研究机构和大学都向梁思成夫妇发来了邀请函，请他们去美国执教，到了美国，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是李庄无法比拟的，但是梁思成的态度很坚决：不去。怎么能在祖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离开故乡？去异国享福呢？

朱启钤并没有随同梁思成、刘敦桢的大部队转移到四川大后方，而是呆在了北平。因为朱启钤在政界人脉宽广、德高望重，日本方面一直想要朱启钤取代当时的华北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据说王克敏和朱启钤都喜欢麻将。林语堂主持的《论语》杂志上有一则笑话，说：“袁项城任总统时，严令部下拿赌。警察厅长某报告袁氏曰：‘现在京里最大的赌是梁总长（士诒）家、王总长（克敏）家、朱将军（启钤）家，还是去拿不拿？’袁氏道：‘我叫你去拿，拿不拿在你呀！’”可是，两人在政治立场上却有天壤之别。一个叛国投敌，一个则坚持气节。

朱启钤在北平期间，托病在家，始终没有在日伪政府中担任一官半职给侵略者撑场面。从朱启钤到梁思成，营造学社的中坚力量，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成就着中国建筑复兴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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