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失落的一代，这个说法我是同意的。”他翻了翻书，很快又放下。“这个说法也不新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境遇，如果老是想着过去的事情，老是埋怨，人就活不下去了”

单伟建的办公室在香港中环国际金融中心，简称IFC，就是李兆基的二儿媳妇徐子淇经常去扫货，被狗仔队拍下来的地方。只要他愿意，一下楼到处都是名牌衣裳。可是他不。单伟建的衣着就和他递给我的这杯白开水一样，数十年如一日，浅色衬衫配深色西装，简单，百搭。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像是这个蜂巢里复制出来的又一个职业经理人。

“你坐。”他说。

单伟建跟人握手非常用力，像在拧一条门把手。单伟建似乎从来没有年轻过。他从几年前TPG收购深圳发展银行那事开始，就一直是这副模样。一般来说，他不苟言笑。一旦笑起来，他出奇地用力。因为太瘦，脸上挤出来的全是纵向的皱纹，像朵非洲菊。这是一朵浅咖啡色的非洲菊。他的皮肤粗糙，颜色像一块没刮过白的土墙，太阳一晒，像是会冒烟—这可能和他当年在戈壁滩的知青生涯有关。所以，他分明一定是年轻过的。

见单伟建的时候，我特地带了一本法国人写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史》。白色的封皮上画着穿橄榄绿、别红袖章、戴八角帽的年轻人。我试图了解单伟建的知青生涯。我想知道当年他作这种穿戴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可以问，但我不会回答。”他说，“旁观者没有历史可言。”在已经公开的资料中，这段生命基本是个空白。唯有在好几年前，《纽约时报》称单伟建为“造雨人” （Rainmaker），这才稍微提及了他的个人史。“当年，单伟建在中国戈壁滩生活。他是当地一名赤脚医生。在昏暗的夜里，他打开一只旧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他的英文就是这么学的。”

不答不答。他连知青时期看过什么书都不肯答。可他终究还是说了一丁点儿。“失落的一代，这个说法我是同意的。”他翻了翻书，很快又放下，显得没什么兴趣。“这个说法也不新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境遇，如果老是想着过去的事情，老是埋怨，人就活不下去了。一直到现在，我都特别反感别人打扑克。当年在戈壁，我爱看书，其他人都在打扑克。”

单伟建是个非常勤奋的人。回城之后，他很快考上了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又很快赴美留学，获得旧金山大学MBA、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硕士与博士学位。之后的经历，我们都知道了—世界银行、Graham & James Law Firm、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JP摩根、新桥投资，这个名单像是他一路发下来的一张张传单。有人说，当年他做赤脚医生，今天他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在做医生，只不过是要医中国金融体制的病。

单伟建不愿意证实这种揣测。说到家国情怀，他连刚刚过去的国庆节他在哪里、在做什么都不愿意谈。对于个人生活，单伟建一向这么低调。当初新桥收购深发展，汹涌而至的记者发现找一张他的照片都极为困难。当年《中国企业家》也做了他的封面，因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照片，最后只好用了一张他参加公开论坛的时候被抓拍的一张照片，脸庞极其僵硬。但是紧接着，2005年，作为宝钢股份的独立董事，单伟建又频频撰文攻击股改对价补偿方式，引起轩然大波。他在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时候，却非常高调。

单伟建是一个有科学精神的知识分子。汪丁丁曾经在一篇专栏里提到，当年在美国，一群留美学生经常聚会。有一次，客厅里大家争论起来，有人说学技术出身的是一群没有价值观的人。单伟建平时话不多，这时候马上站起来反驳，争论得非常激动。他是一个对真理和事物的正确性感兴趣的人，不限于社会科学，还有自然科学。几年前，他曾经在《南方周末》发表长文，研究从小感兴趣的“天启大爆炸”——那是明朝天启年间发生在北京的一次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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