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鉴藏大家杨仁恺先生

□欧 初

提起笔来，杨仁恺先生等老一辈文物典籍专家的种种往事次第浮上心头。一九八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北京重新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由谢稚柳任组长，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等为组员。这个群体多年来辛勤无私的奉献精神及其不朽业绩，应在历史上重重地记上一笔。

杨仁恺先生为鉴定组主要成员之一，与我相交数十载。一九八零年十月，我得悉杨老在北京，特拜托苏庚春先生往京代为问候，并携拙藏《郑谷口隶书麻姑传》请杨老题跋。杨老鉴《麻姑传》卷后大加赞叹，并于十月十九日在荣宝斋为该卷题跋，称“隶法至清初一变，郑谷口居首创之功，愚见清人隶法远胜有明一代”。

一九八五年九月我因公往东北开会，曾趋赴沈阳杨府拜候，未见其有古画收藏，只观赏日本复制之《怀素自叙帖》及《快雪时晴帖》。杨老对两帖细加剖析，我很受启发。十三日杨老邀我做客辽宁省博物馆，他知我是石涛、八大迷，故从两人作品各选其一共同品鉴。石涛之浑厚华滋与八大之笔简意丰确使人折服，鉴赏到祝枝山蝇头小楷手卷《东坡记游》更为难得。祝为明长洲（今苏州市）人，小楷严谨浑朴，有钟王笔意。我告诉杨老，祝任广东兴宁知县时曾手书《正德兴宁志》四卷。该手稿现存苏州市博物馆，我存该手稿之复印本，可供鉴赏。

杨老一九八九年八月赠我《沐雨楼书画论稿》，书中包括先生的《我国民族绘画艺术现实传统试探》、《晋唐五代书法艺术历史演进轨迹》、《中国明代绘画艺术述略》等理论性文章还就书画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文人画与书画同源问题、周昉《簪花图》之认识问题进行研究、探讨、考辨，提出了精湛的见解。该书洋洋洒洒七万言，内容充实，立论精辟，每读之不忍释卷。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谢稚柳、杨仁恺诸位往顺德博物馆鉴定书画。此地孕育过黎二樵、苏六朋、苏仁山等出色画家，但以往因山川阻隔，鲜为世人所知。黎二樵山水画作，有人说迫近石涛，其诗文亦佳，有《七十二峰诗集》等传世。苏六朋则宗法宋元以来诸家，并学黄慎之简率写意，笔下多为贫民生活和市井风花雪月。苏仁山极有天分，其人物不假渲染，以笔之轻重为阴阳，塑造出夸张、奇异的意境。谢、杨诸位此行，正有意发掘、弘扬岭南文化，对顺德三画家评价甚高。并说“文革”前人民美术出版社曾拟出版《苏仁山人物集》，终因“文革”来临而未果。

同年十月二十三日，为答谢文化艺术界对广州诗社多年来的支持，我特邀请谢稚柳、启功、杨仁恺、刘九庵诸位小叙。席间众人逸兴遄飞，畅谈唐代慧能开南禅宗风、张九龄开创“张曲江体”诗风；明之陈献章、湛若水独立门户，一扫宋学拘泥守矩之陋习；近代黄遵宪倡诗界革命，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创岭南画派。事事均说明，岭南曾为中华文化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一九九六年冬，蒙杨老亲赠所著《国宝沉浮录》一书，无限雀跃。民初溥仪自清宫盗出书画一千二百余件，这批国宝的聚散沉浮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数十年来一直为国人所关切。对文物典籍遭劫，杨老无比痛心，立志以“九朽一罢”的精神，系统梳理这批国宝的艺术、历史价值，积三十余寒暑之功，成此鸿篇巨构。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史料性、学术性记述，相信将传之久远。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日，杨先生来广州探望老朋友，我与关山月到宾馆拜候。我携所藏查士标《临东坡墨迹卷》、洪亮吉篆书《桃花源记》、董其昌《溪山邨舍图卷》、钱载《墨兰卷》、刘墉《楷草真迹》等，请杨鉴赏，得其大加赞叹，遂留下请其赐题。

次日我再访杨老，畅谈文物收藏故事。容庚先生在北大任教时，以八千元购入戴进画作手卷。谢稚柳先生曾告诉我，该卷实为明人所作，后商贾补戴进款以求高价。谢不想容因受骗而不悦，故题跋刻意作婉转之语。杨老告诉我，他认为该卷确为戴进手迹。谢再次考鉴后，确认该卷为戴进早年之作，真而且精。此次见面，我俩还回顾广州美术馆馆藏《文与可墨竹图》的往事。“文革”前朱光市长欲观此画而未得，一九八二年我主持莫元瓒先生捐赠此画仪式，随后著广州美术馆馆长谢文勇赴京请求徐邦达、杨仁恺等鉴定。杨认为确是宋本，但比之台湾所藏之文与可墨竹图较弱，故未必是文与可原作。稍后徐邦达先生来函云：“文画我意为真迹”。并云：“此画应增入你馆藏画集中，增光不少也。”杨老后来经再次研究，终于同意徐老看法。可见杨老虽对学术问题常有独到见解，但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原则，能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而不固执己见。《文与可墨竹图》经重新装池，成为广州美术馆镇馆之宝。

十二月四日杨老离穗，我前往送行。日前送题诸件均已题就，其中称董卷“韵味隽永，早年之作已具大家风范，为华亭开宗立派理有固然”，对查士标卷则赞同启功先生“在明人吴宽之上”的评价，这些均非随意写下的泛泛之语。杨老对前贤及同辈题跋十分尊重，不随便标新立异。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喜与杨老相会于大连。香港梁洁华女士在彼处开画展，杨与我均受邀而来，除与众人一起参观、活动，我们还讨论了康有为书法诗词及对康著《广艺舟双楫》的读后感。

回想与杨老数十年的交往，进一步感受到他们几位对文博事业的极大贡献。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为当代我国三大艺术藏品宝殿，过去、现在、未来在中国文化事业上所起的独特作用无与伦比。三大博物馆有此地位固有多种历史缘由，但如启功、徐邦达之于故宫，谢稚柳之于上博，杨仁恺之于辽博，为字画定真赝、别优劣，付出难以估量的心血。他们对全国文博事业同样作出卓越贡献，我个人对此十分敬仰。诸公在多个领域各有不同成就，早为世人认同。他们的一些书画鉴定学大作，已成传世经典。

杨老一九五零年即受聘为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研究员，此后数十年一直心系辽博，心系文物典籍，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重病期间，医生劝其留京就医，他仍执意回沈阳，以图完成其未竟之事业。斯人远去，风范长存。杨老待人谦逊随和，治学辛勤严谨，为人达到如《论语》所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境界，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学习。

（欧初　　原中共广州市委书记、著名收藏家）

欧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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