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边小札

□易大经

近翻笔记，夹了一张《中华读书报》剪报，是朱洪海写的《追思唐德刚先生———唐德刚版〈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始末》，详述此书出版之不易，其中提到唐去世时媒体语焉不详的“一个女人捣鬼”：

“再细看文字（指唐德刚为〈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写的序言），居然有了惊天发现，原来唐德刚在序言里披露，当年去台湾为张学良作口述历史，后来突然中断确实是受到外力的干扰。但新获自由后张学良初到美国，唐德刚又再次牵线哥伦比亚大学与张学良作自传。但意外出在张学良到美国是住在了一位贝夫人家里，那些天张学良与贝夫人出双入对，消息传到台北，赵四飞赴美国，将张学良带回台北。用唐德刚的原话说：‘男客人已年高九十，而女主人也七十大几，还有什么男女大防之可防呢？’然而赵四已经把罪名加到了唐德刚的头上，等到唐德刚再到台北要见张学良，有人传话给他说，赵四对你深恶痛绝。”

这里对“贝夫人”未及多述，因此初读时以为是西方人。近读沈迦先生《普通人：甲乙堂收藏札记》（山东画报出版社）一书，其中有一篇《贝家记事》是写苏州贝家的，却是一段绝好的“对照记”：

“贝聿铭的继母叫蒋士云，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可能是个陌生的名字。但在民国，作为江南名媛、外交家蒋履福的女儿，她不仅以艳丽容貌，更以娴熟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让上流社会为之惊羡。蒋小姐的人生也很传奇，在未嫁给贝祖诒前差一点嫁给张学良，尽管后来失之交臂，但张学良至死都念念不忘这位‘士云贤妹’，并称她为‘自己最喜欢的女人’。1991年当张学良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岁月中走出来时，第一个想去美国会面的人就是这位贝夫人。他在纽约的三个月，即下榻贝公馆。也是由于贝夫人的穿针引线，才让张学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世人留下一份厚重的‘口述历史’。”

两相对照，自可知唐德刚的这项“张学良口述史”工作之所以做得艰难，无外乎赵四“从中作梗”。不过，沈迦先生交待的这段缘由却颇发人深省。既然贝夫人差一点嫁给张学良，又被张学良许为自己最喜欢的女人，想一想，这会让陪伴张学良度过幽禁岁月的赵四情何以堪？陪你吃苦受累几十年，岂知你“身在曹营心在汉”，个中情绪，由此可以想见———真不知幽禁一解除，张学良是花费了多大的周折才能去到纽约的。

在这桩公案中，张学良见“士云贤妹”的心情有多急迫，就可以推断赵四的心情有多愤怒，带走张学良、可能还使得“口述历史”受到影响，这些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赵四“顺理成章”把罪名加到唐德刚先生头上，可以说，她恐怕是不会如唐德刚先生那样，对张学良只抱有作口述史、留下一段历史见证的学术期待，这是一位女性啊，并且涉及如此攸关的事情。而这段交恶似乎显示出，自始至终，唐德刚这位历史学家的迷雾，都是基于一种男性思维，缺乏对当事的两女一男的进一步了解与体谅。尤其是像“男客人已年高九十，而女主人也七十大几，还有什么男女大防之可防呢？”这样的说法，唐先生实在低估了感情的持久性，也低估了感情的不可解释，前者自然有张学良与贝夫人作例子，后者难道忘了振宁翁那起轰动的黄昏恋爱么？

易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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