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判——Time》 油画 王广义

《卡通系列》 水墨 黄一瀚

玩当代艺术也像赌博，真枪实弹，最后赌的就是敢不敢开枪,不敢开的就到一边去，敢开而又没死的，就只好做了老大。

撰文\老言 策划\黄颂豪

1992年，广州举办了“广州油画双年展”，在展览上暴得大名的今天已经名列F4的王广义，因为他的油画《大批判系列》大获成功，拿了金奖，并且引发了此后方兴未艾的“政治波普”运动。从那时开始，《大批判》就成为王广义的同义语，成为中国“政治波普”诞生的象征，他本人的名誉、利益、地位，也和这个象征大有关系。

记得在获奖大会上，双年展的主持人机警地要求王广义摘下他戴着的墨镜。主持人可能担心他过于抢眼，让那些渴望成功，却还没能像王广义那样成功的同行眼累。今天想来，墨镜竟有如此功能，不知是否有所夸张。可回想当年，南下的艺术家们只能住在广州美术学院的学生宿舍，而王广义却入住当年的江南大酒店，也就是今天的柏丽酒店。我记得当时正是交易会期间，广州所有宾馆，包括这个江南大酒店，一个晚上起码要花上千元。那个年头，艺术市场还是天大的神话，卖画更是个神话中的神话，所以这个数字，对于绝大多数从事当代艺术的人们来说，肯定很“天文”。所以，王广义入住酒店就广为流传，其中不少同伴，晚上特意跑到他的房间，洗个澡什么的，好享受一下“星级”待遇。

西方现代艺术史告诉我们，“现代艺术”是在与布尔乔亚的虚伪俗气的趣味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包括“商业化”。也就是说，表面看，“现代艺术”至少要装出个远离金钱的样子，否则就很难“现代”。

然而，就在当年双年展上，王广义却住进了高级酒店，他不惹人眼累，还能惹人什么？所以主持人聪明，明白凡事都要适可而止的道理。

回想起来，那个年代重要的不是戴墨镜或住星级宾馆，重要的是“思想交流”，是日复一日地激烈争论。有一回，王广义与一帮搞艺术理论的呆在一起（不幸的是，我也在现场），他突然说了一番让我至今难忘的话。他说，重要的不是“作品”，而是“话题”。

这句话讲得好。要知道，那个年头，人们大概是相信“作品”，更相信“好”作品，而不相信“不那么好的”的作品，更别说“坏”作品，这就像艺术理论家喜欢谈论“坏艺术”和“幼稚艺术”的区别一样。

可王广义却已明白地告诉我们，所谓“艺术”，只是一个公共“话题”。如果没人谈论，艺术就几乎等于不存在，而只有谈论了，而且还要谈论得够热烈，艺术才能在公共领域流传，艺术家才能获得可观的知名度。

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不知道“出名”策略中一定包含着特定传播与特定话语交换的道理。我那时也不明白，只有被大众媒体充分“符号化”了的艺术，才能广为人知，而这就叫做“名声”。所以，我承认，是“话题而非作品”这个说法，的确让我如梦初醒，并从中明了各种谩骂“大批判系列”的言论的滑稽与可笑。想来也是的，当年我就碰到不少自恃有极高绘画技巧的人们，尤其是广州老一辈艺术家，不无愤怒地说，王广义那种画，能叫“画”吗？他的“画”，不是给谁都可以画吗？这些人一点也不明白，在“观念”盛行的年代，谈论作品的“技巧”很容易被人嘲笑。而且，他们更不明白，即使王广义们的画是太“容易”画，他们也还是画不出来。

其实，“话题”的真正意思是要让“作品”成为讨论对象，然后在讨论中让“作品”与其所代表的风格流行起来。因为，只要在“作品”中包含有刺激性的“话题”，“作品”就一定会随着“话题”的提升而受到关注，然后就一定会收获到“名声”。

要知道，所谓艺术市场的核心，其中的关键是“名声”与“资本”的交换。布尔迪厄把这种交换说成是社会炼金术，在这个社会炼金术里，一方面，石头可以变成金子，另一方面，金子也有可能会变成石头。

很多年以后，我终于弄明白了发生在1992年的艺术事件的实质。原来当年上演的是一场“话题”会餐，话题烹调师们大显神通，好让发表高论的“品尝话题”评委们吃个满意，接着就给最令人难忘的“话题食谱”中的某道菜评功摆好。之后，评委们仍然去做“学术”工作，而“话题”却开始像资本一样滚动起来。当中就有机敏的评委看到“话题”滚动的经济效益，知道了“学术”无能的真相，于是就进一步把“学术研究”变成“展览操作”，并把这称之为“制度”的实践与研究。90年代艺术史就是这么展开的，一个个的“话题”在展开当中成长，再加上翻译过来的时尚概念作为点缀，然后汇总起来，就成为了那个年代的艺术史。

当年还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广州的黄一瀚，现在他以“卡通一代”的艺术掌门人著称，曾经和王广义有过一场奇特的语言较量。较量发生在当年广州美术学院招待所的某个房间，参与双年展的艺术家们和批评家们通常晚上都在那些房间聚会，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黄一瀚自然也是其中的参与者。一天晚上，黄一瀚告诉王广义，他的家乡是广东海陆丰。他提醒王，那里可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发源地，民风剽悍。早期出了个农民领袖彭湃，他就是海陆丰人。我当晚没有参加这场聚会，但第二天早上王广义看见我时，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一划，说昨晚不得了，听黄一瀚谈了一晚上海陆丰的杀人故事，好像他也要快被杀了似的。第二天晚上，我去了那间房子，王广义在，黄一瀚也来了。这时，王广义的东北性格爆发了出来。我记得他当时准备了一整箱啤酒。他拿起一瓶啤酒，高声说，按东北人习惯，说话之前先喝一瓶！接着就自顾自地咕噜咕噜地喝起来了。黄一瀚从不喝酒，他看到王广义的喝法，只能坐在一边，不说话。接着，王广义把嘴一抹，大谈美国越战电影《猎鹿者》中，人们是如何用左轮手枪来玩赌命游戏，那游戏如何牛逼。

他那意思看来是一个隐喻，大概指玩当代也像赌博，真枪实弹，最后赌的就是敢不敢开枪。不敢开的就到一边去，敢开而又没死的，就只好做了老大。

王说话时，气势很大，着实让人感到了某种力量。这一回轮到黄一瀚不吱声了。他不胜酒力，大概也不熟悉北方人的雄强套路。

我发现，用玩左轮枪的说法来形容当代艺术的“反传统”实在很聪明。艺术批评家喜欢玩概念游戏，从80年代玩到90年代，从“情境”、“原创性”、“解题方案”、“语境”到“策略”、“公正秩序”、“观念水墨”、“艳俗”、“摇头丸”、“卡通”等等，可艺术家王广义却早就明白他在玩什么。不就是敢不敢开枪嘛！举起枪，枪机一扣，子弹没出来，一切就都有底了，也就成了。我不知道批评家们是否会论证说，这是一支“政治波普”牌的左轮枪，王广义就是靠着这支打不死自己的枪而成为今天的“著名艺术家”。

看来，还是“话题”起了作用。别人都死在作品中，唯独他活在了“话题”里。显然，不是他王广义活了下来，而是“话题”活了下来。“话题”活在“政治波普”的概念里，活在艺术史里，然后适时被博物馆收藏，被画廊炒作，被拍卖行敲锤子。

于是，“话题”就在市场的运作中转化成高价“作品”。自从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现代主义以来，类似转变，可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话题”活了，“作品”死了。然后，“话题”变成了“作品”，于是，“作品”活了，“话题”死了，除非有新“话题”出现。这当中的循环及其意义，大概就是1992年“广州油画双年展”留给后人的启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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