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修贤（右）与胡耀邦合影

□张放

1989年的4月初，中南海围墙外，胡耀邦的家紧贴中南海东门，但院门仍通着外面的胡同。担任党总书记后，胡耀邦并没有搬进中南海。为了工作方便，他就在院子后面围墙上，开了道通向中南海的门，前门一如既往开向普通百姓居住的窄小胡同。就是在这样一处既普通又奇特的院落里，胡耀邦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

杜修贤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担任周恩来的专职摄影师，70年代又担任了毛泽东的摄影师，不少中央领导人，都出现在他的镜头中。那时的胡耀邦，还是团中央书记，所以很少有机会捕捉到他个人的神姿风韵。虽然同在中南海里工作，却没有接触胡耀邦的机会。

1989年，胡耀邦离开了总书记的岗位，这时不再担任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的老杜，也正式离职归家。他要整理上万张黑白的或彩色的底片。他想把它们结集出版。那么，让谁为摄影集题名呢？老杜想到了胡耀邦，他曾经的总书记身份倒在其次，关键是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正直热情侠肝义胆。

4月，春暖花开。清明节后第二天，老杜请一位朋友引荐，来到了胡耀邦的家。

“老杜，我认识你，你是中南海里有名的老摄影记者嘛！”老杜还没站定，手已被胡耀邦热情地握住。老杜直奔主题，说出了此行的目的：请他为摄影集题写书名。

“老杜准备让我写什么呢？”

“总书记您看看，写‘领袖瞬间’怎么样？”

“你还是叫我胡耀邦，或老胡好。”当时，胡耀邦已经不在总书记之位，只是个没有具体工作的政治局委员。

谈了一阵，抽了烟喝了茶，短暂的“热身运动”结束。胡耀邦起身，提议到他的书房。出了客厅，春天的气息已是扑面而来。书房在前院，再往前就是大门通向胡同的院子。书房虽然不大，但确是名副其实的书房，一溜书架占据住整整一面墙。胡耀邦在靠窗的宽大书桌前坐下，铺开宣纸，慢慢捻笔添墨，平息静气寻找下笔的感觉。他在砚台边轻捋笔毫，在宣纸上稍事停顿，一行墨迹翩然而出。

胡耀邦侧头看了看，不言不语地揭起放到一边，又写了一张。看看，又不满意，再写，一连写了六七张！他左挑右选，从中选出两张比较满意的交给了老杜：“我这是第一次给人写影集的书名，写得不好，见笑了。”他谦和地笑道。

走出书房，春光早已洒满庭院。胡耀邦的庭院相当窄小，不过二三十平方米，比农村的一间房子还小，是北京极普通的四合院。

老杜迅速为胡耀邦拍了张半身照，胡耀邦意识到在给自己拍照，就理了理身上的中山装，点头笑了。于是，老杜一连拍了好几张，才放下相机。

这时，胡耀邦出人意料地提出要换身西装照一张。这在当时来说，很不同凡响。那时候，中山装与西装几乎是“保守”与“开放”的代名词。国家领导人公开发表的照片，大多是穿中山装。穿西装，也许会出现不同的效果。果然，一身西装的胡耀邦，从屋里出来，让人眼前一亮。

老杜忙不迭地调好焦距和光圈，拍下了胡耀邦饱经沧桑、深沉凝重的一瞬。但老杜不知道，这张照片，居然成了胡耀邦的绝照！三天后，也就是4月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突然心脏病发作……

得知胡耀邦发病的消息后，老杜马上叫车回家，拿出那天拍照的相机，第一时间送图片社冲洗出了给胡耀邦拍照的照片。16日，不幸消息传出。老杜连夜将胡耀邦中山装和西装照片各放大到24英寸，于4月17日上午送到了胡耀邦家。

胡耀邦夫人李昭，颤抖着双手接过胡耀邦的遗照。她望着胡耀邦那张身穿西装的照片，禁不住流下两行清泪，她泣不成声地说：“……这张最像他……如果可能，我们家属希望用这一张做胡耀邦的遗像……”

经中共中央研究，同意了李昭和亲属们的意见。4月22日，中央主持的追悼会上悬挂的就是这张照片。这也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使用彩色照片作为遗像，第一次室外拍摄的自然照，第一次穿西装的遗像。也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使用没有笑容的照片作为遗像，总之，它突破了“标准遗像”的很多概念。

张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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