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 浪
引子 康有为难题
1904年,维新巨子康有为来到西欧,对西方的博物馆和画院进行了系统考察,当目睹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绘画大师的作品之后,这位国学大师震惊了。面对一幅幅精彩绝伦的经典巨制,他发出了“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哀叹。
康有为给国内的艺术家提出了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绘画曾经“几占第一位”,但如今长期“不长进”,以至于今日大大落后于西方,中国绘画艺术究竟何时才能赶上西方?
这就是美术史上著名的“康有为难题”。
一个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艺术家对这个难题发起了冲击,但毋庸讳言,绝大部分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康有为难题”成为压在几代中国画家心里的挥之不去的隐痛。
中国绘画艺术何时才能走向世界?
历史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国艺术家做出回答。
2000年5月14日,代表法国艺术最高学术水准的法兰西艺术科学文学院向一位中国籍学者敞开了大门,法兰西艺术科学文学院总主席宣布:授予中国籍画家史忠贵法兰西艺术大十字骑士勋章,以表彰其为推进中国艺术和世界艺术做出的卓越贡献。新华社向全球发布了这一消息。这是法兰西艺术科学文学院自1915年成立以来中国学者首次获得这一荣誉。
在灿烂的法兰西艺术星空中,从此挤进了一个陌生的中国名字——史忠贵。
“没有巧夺天工的技术,就不可能有夺人心魄的感染力”
近代中国画为什么没落?这个问题在康有为自己的心里也缠绕了很多年。
1917年,康有为进一步做了分析:近代中国画家放弃了形似,一味地追求所谓的禅意和文人趣味,画作越来越不逼真,思维越来越僵化,“如此安得不衰朽”?
无独有偶,一代绘画大师徐悲鸿来到巴黎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中国画越来越不重技术,不抓基本功,不学素描,不钻研光影、色彩和比例,这样的美术怎么可能不走向没落呢?
形似,即真实客观地再现事物,这本来是绘画作为一门单独的视觉艺术存在的基本价值,但中国画家居然把这个本质的特性废弃了,如此舍本求末,其前途当然是南辕北辙了。
史忠贵先生对此有自己特殊的解读——“没有巧夺天工的技术,就不可能有夺人心魄的感染力。”
他曾对学生们说:画得像已很不容易,画得活灵活现就更见功夫。
为此,他做了一个实验——让学生们画葡萄。一串串葡萄,色泽鲜嫩,疏密错落,是典型的静物作业。学生们毫不犹豫地画了起来。作品交上来了,学生们的脸上个个都带着一种满意的神情。与此同时,史忠贵先生也把自己的静物作品挂了出来。
对比是如此的强烈——史先生画的葡萄个个晶莹剔透,鲜嫩欲滴,不仅惟妙惟肖,而且交代了许多学生们根本就不注意的细节。而学生们的葡萄千篇一律,形状大小雷同,不仅不美,更引不起人的食欲。
察之者贵精,拟之者贵像。
为了画之能像,像之有神,很少有人相信已经名满天下的史先生经常还要做案头习作——读石、品石、画石。
如果说达·芬奇的成功得益于其画鸡蛋的功夫,那么,史先生的成就与他常年坚持摹写阅读石头密不可分。
一块方寸大小的普通小石头握在手里,谁也看不出这其中有什么玄妙之处。可在史先生眼里,哪块石头不是亿万年造化的产物?世界上哪两块石头是完全相同的?画石头,谈何容易?进而言之,一块石头都读不透,又何谈描绘大千世界。
致广大而尽精微。在这一点上,东西方艺术家是完全相通的。
简而言之,写生、传神的基本功,是任何艺术家都必须过的坎。所谓逾越基本功的速成,是不存在的。
为了画好青藏高原,史先生多次上西藏采风,在4000多米的纳木错湖边,他不分昼夜地摹写、揣度,力图描绘出天湖一天一夜变幻无穷的魅影;在5000多米的羌塘草原,他扎好帐篷住了下来,一个人在孤寂的荒野里奔走呼号,他看到了来自大自然远古的混沌之象;在6000多米的念青唐古拉山上,他因为缺氧几乎丧命,但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收获是——他发现了天地之间的大美。
“真正的高山或许它就是平原,而貌似高山的,往往只是峡谷里的山峦。”试想一想,如果没有走遍世界屋脊,人们如何才能看清高山的本质呢?
史先生从童蒙时候起,就立志习画。后师从四川美术学院毕晋吉、何方华教授和四川梅兰大师邓奂彰先生,系统研修中国画笔墨技巧。十年涵养功夫,不负有心人,30多岁的他就有5本绘画理论专著问世。静物、花鸟、山水、人物、动物、写意,无一不涉猎。
38岁他画的墨梅,赴曼谷展出就被泰国评论界誉为“墨梅王”。很快又受到崇尚水墨画的日本国会高层领导的青睐。
他的高原山水,气势恢宏,酣畅淋漓,兼有潘天寿的雄浑和李可染的细腻,是崇高和优美结合的典范,被欧美收藏家视为至宝。他的油画,技巧老到,运笔沉雄,构图不拘一格,情感挥洒自如,被许多行家奉为范本。
近年来,史先生选择了最为画家畏惧的多层堆砌墨彩浑染的笔法,这种技法兼有工笔画的精细、奇石的肌理和油画的光影、层次和厚重。作画时需精选温度、湿度和宁静的心态,创作时开合留白需像外科大夫动手术一样的大胆心细,丝丝入扣,任何一个局部水墨色彩晕化的偏差,都会前功尽弃。这种对技巧的极度考究与精炼,使得史先生的多层堆砌墨彩晕染的作品完全杜绝了模仿者的道路。
蚌病成珠,苦心孤诣。观摩史先生的创作,就好像看春蚕吐丝,灵动的线条从笔底流出,汇成斑斓的色块,情感的乐章,任何一个微小的局部,都是一方美轮美奂的大千世界,任何一个精微的色块,都是一域空灵圣洁的天地。即使是用高倍放大镜观察,每个细节都能让人动心不已。
“西方的容颜,中国的精神”
对艺术的极致追求,造就了史先生在国内的孤独,却让他在西方世界大受欢迎。
“您应该获得殊荣。”在审阅了史忠贵全部的作品之后,法兰西艺术科学文学院总评审委员帮·布克先生握着他的手说。
“欧美艺术界为什么如此尊重史忠贵,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能读懂他的绘画语言,进而又能醉情于他丰富神秘的内心世界。”欧洲的美术评论杂志如此解析。
史忠贵的油画艺术,是原汁原味的欧洲唯美主义画风。光影清晰,层次分明,线条优美,色彩动人,既有印象派的丰富,又有野兽派的旷达,更有结构主义的科学严谨,所以,欧美的观众一见到史先生的作品就觉得语汇亲切、表达透彻。
但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国画在欧美似乎更具感染力,有些观众可以一连数天在他的国画作品前流连忘返,也有人热泪盈眶,甚至为选购作品全家必须反复开会。
国画如何才能让全世界的观众接受?史先生有自己的解读: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此言一出,颇让不少国人难以理解。多少年来,我们都是在高喊“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今怎么能颠倒过来说呢?“大家都知道,《道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但用中文跟西方人讲《道德经》,恐怕效果很有限。但如果我们改用英语或者法语讲解,那效果就会好得多。”史先生打了这么一个比喻。
有着深厚人文传统、注重写意抒情、以水墨和线条见长的中国画,理所当然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奇葩,但国画的传统表现手法与西方美术大相径庭,“双方连语言都不通,那怎么能传道授业呢”?
“西方的容颜,中国的精神。”史先生为国画艺术的国际性开出了自己的方子。用西方人看得懂的美术语汇,讲述东方人的心灵世界。这在国画进化史上,堪称破天荒的大事。
史先生决定头一个吃螃蟹。对他的非议和排斥也接踵而来了。“你那样画国画,还能算国画吗?”这样的质疑不可谓不尖锐。“麦当劳里卖北京的煎饼果子,你能说麦当劳不属于美国吗?”史先生的回复也一针见血,“只要画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就是中国画。”
大胆地借鉴希腊罗马传统,熔写实主义与抽象主义于一炉,把西方的具象技巧和新潮的印象技法通通拿来,在史先生的中国画中,有了油画中特有的光影效果,出现了油画、水墨画无法表现的肌理和层次,米开朗基罗式的构图和八大山人的写意翩翩起舞,莫奈的迷蒙和黄宾虹的深沉相辅相成,罗丹的审丑和陈老莲的偏执异曲同工,马蒂斯的块状着色和张大千的泼墨水乳交融,唐卡、苗绣和毕加索、达达主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欧的颜料和中国的宣纸在他的笔下相得益彰,史忠贵的新国画仿佛变成了世界艺术流派的博览会。
对于这种会通中西的做法,史先生认为,再纠结于它的门第是幼稚可笑的。但在捍卫中国人的精神价值和艺术尊严方面,史先生从来就不那么谦虚。
英国BBC的记者咄咄逼人地问:你凭什么闯入了西方艺术的主流社会?史先生的回答寸步不让:自希腊罗马以来,你们西方的绘画艺术的最高峰就是现在的抽象主义和结构主义,但这一套东西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唐宋,我们中国人就已经玩得很娴熟了。
王维的雪里芭蕉,苏东坡的红色竹子,不就是抽象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典范吗?
从形似变成抒情,从抒情变成说理,从说理变成度化众生。东方的艺术家显然早就走在西方的前面。
当佛陀的悲悯、老子的睿智、孔子的博雅和庄子的逍遥游一同出现在西方人耳熟能详的美术符号当中时,给他们的心灵震撼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
“您在继承一个伟大民族传统文明的同时,没有忘记艺术的现代化。”巴黎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在看了史忠贵的国画作品后激动不已,亲笔给他写信。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他收藏的史忠贵作品前久久驻足,陷入了沉思。
“让我们把掌声献给中国,感谢中国培育了如此杰出的艺术家。”
“让我们把掌声献给史忠贵,感谢他为世界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法兰西艺术大十字骑士勋章授勋现场,法兰西艺术科学文学院总主席十分动情,在场的艺术家全体起立鼓掌,他们为史忠贵锐意革新的精神而折服。
“最重要的价值是,史忠贵在革新中国画后,推出了自己能够沟通全世界观众的艺术符号,他的作品能够把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串联在一起,唤起了人们共同关注人类的终极价值和命运。”法国一家权威的艺术评论杂志在史忠贵获奖后,做了这样切中肯綮的陈述。
“您唤起了全世界 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寻”
巴黎雨果故居前的马赫艺术区、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旁的塞纳河左岸艺术区,被称为法兰西贵族艺术中的贵族。
全世界一流的艺术家都渴望在那里能露一次面。
史忠贵先生在那里已经举办了4次个人展览。而后,他又相继攻克伦敦、汉堡、巴塞罗那、日内瓦。2010年,他移师美国好莱坞,也大获成功。
迄今为止,他已经在国外进行了20多次个人画展,其中15次是在西欧和美国,所到之处,都受到收藏家和评论家的热烈追捧。
一对瑞士青年曾经在法国看过他的作品非常喜欢,毅然决定结婚时要用史先生的作品装饰新房。4年后,史先生来到瑞士,故人重逢,分外亲切。“新娘子”埋怨说:“我们一直在等,害得我们白守了4年的空房,算来一年应该买一幅,这次就订4幅吧。”
“您深刻地描绘着造物主的慈悲与人类迷失的苦难,您的作品一次次唤起了我们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寻。”一位伦敦老妇人一连三天前来观摩,留下了这样的感言。
旅欧20年来,史忠贵的足迹遍及西方各大艺术馆,观摩、比较、鉴别、反省、深思。
这是一场对东西方文明的深层次反思。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明的交融和对话是决定世界命运的终极选择。
史先生的思维显然已经超出了一般艺术家的层次,对自然的关切、人类命运的忧思在他心里挥之不去。
对于生命迷失的苦难和悲剧性命运的同情,使他无法放弃对共同价值观的探询。
史先生的思考是深邃的:东西方文明对抗500年来,西方文明无疑是呈强势的,但也确实到了强弩之末,现在已经到了需要东方文明的智慧来拯救危机,点拨和开释的时候了。
在众多的作品上,史先生加注了独具匠心的题跋和说明。
在一幅题为《孤独之极是辉煌》的画作中,他做了这样的题注:
为了寻找文明我们曾经出走,
为了繁衍生存我们掠夺不休;
为了人性的虚荣我们有时把谎言当做真理,
为了我们的心不再流浪我们必须自救!
西方的评论家喜欢称史先生是“哲学家、诗人、画家”。
实际上,这正是中国艺术家最可贵的思想传统——只有在深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创作,才能跻身上乘。
没有任何大师的架子。除了冥思和笔耕,没有任何嗜好。
鲜花和掌声,他从来就视为过眼烟云。拍卖行的指数飙升、炒家的威逼利诱,他冷静且沉默。在冷清和孤寂的画室里,他保持着青灯照壁者的沉吟姿态。孔子欣赏的画境是“绘事后素”。大师的本色可能就是绚烂之极后的平静。
笔者投身史门,已有年头矣,但始终看不出大师的特别之处,有诗为证:
大道难行志未申,
欲拨繁臃醒世人。
歧路赖有明灯在,
浮华落尽一片真。
(2010年10月23日,史忠贵先生的绘画艺术精品世界巡展即将在长沙湖南画院举行,这是他西行20年后携最新力作回国首展,笔者躬逢盛事,不嫌僻陋浅薄,拉拉杂杂记录一点印象,求教于大方之家,不敢说窥见史门之奥,只为留下一点真记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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