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入口处

忽必烈时代的独特艺术

本报记者 吕天璐 冯 倩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在举行“忽必烈的时代——中国元代艺术展”。这是该馆继2004年举办“走向盛唐”展览后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以中国艺术为主题的展览，也是汇聚散落于全球各地的元代艺术精品的一次划时代展览。

艺术历史不是等待组装的拼图游戏，它更像是一块打碎了玻璃的反光板，碎片散落一地，有些部分再也无法找到。后人通过努力求证加想象，又将碎片重新粘合在一起，使历史重放光彩。正如 “忽必烈的时代——中国元代艺术”系列展览一样，为了让这段历史以较为完整的面目呈现在观众眼前，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

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屈志仁表示，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文化最丰富的时期之一。举办这次展览，旨在探讨从1215年忽必烈出生到1368年元朝覆灭这段时期的艺术和物质文化，展现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统一后，多元文化激发的新艺术形式和风格。

此次展览，共展出200余件展品，其中109件来自于中国的博物馆，也有来自我国台湾的藏品，以及日本、俄罗斯、德国、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博物馆的藏品，其中部分是私人机构的收藏品。展览分4个部分陈列。第一部分是展示以上都、大都为中心的元代北方城市文化的发展；第二部分展示的是元代的宗教艺术，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和印度教的绘画和雕塑；第三部分以书画艺术为主；第四部分是装饰艺术，以瓷器、漆器和纺织品为主。展览从小饰件到重达几吨的石雕像，应有尽有。

稀世珍宝从何而来

据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业务部副主任钱卫介绍，从展览策划到成形，大都会博物馆的专家们用了5年时间。他们起初从大量的文物图录以及考古发掘报告中，了解元代文物在中国的分布以及器物的特点；之后，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最终，大都会博物馆提交的文物目录涉及了中国13个省、区、市25家文博单位，这使调集工作颇费周折。他们挑选的文物有些是在极其偏僻的地方找到的，而更多的文物则是镇馆之宝。比如一件2006年在河南焦作出土的元代彩绘陶俑，其色彩异常鲜艳，这种彩绘陶俑在汉唐较多，而在元代则很少见，因此入选；另一件江西上饶德兴出土的银瓶，其器身纹饰相当难得，也被专家们选中。甘肃省博物馆藏的一件元代木屋模型由于木质较为脆弱，包装技术难度很大，为此美方专程派人前往甘肃，指导木屋的包装。为了能够安全展出，运抵大都会博物馆后，修复专家还对木屋进行了加固维护处理。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露天展出的高达3米多的两件元代石翁仲由于其体量过高过重，装箱的时候甚至动用了吊车。可以看出，大都会博物馆为了挑选文物不惜工本、不计代价。

正是凭借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忽必烈的时代——中国元代艺术展”为观众呈现了不少稀世珍宝。元代书画作品由于年代久远，存世不多，色彩不易保存，不便长时间展出，属于被限制出境展览的展品。因此，此次展出的辽宁博物馆馆藏赵孟頫的《红衣僧人图》、上海博物馆珍藏钱选的《浮玉山居图》等都是难得一见的无价之宝。一些热衷陶瓷收藏的观众还能在此次展览上看见传说中的元青花鬼谷下山罐。此罐2005年曾在伦敦佳士德拍卖行拍出天价，当时的成交价折合人民币是2.3亿元，以当天的国际牌价可以买两吨黄金。这件元青花是全世界范围内最贵的瓷器之一，在当年拍卖后即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细心的观众可看到，此罐下方的展览名录中写有“私人收藏”字样。

展品中还有一件华丽的织金锦地毯，以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方式织造，但中央是中式纹样，周边则环绕类似阿拉伯字母的图案，也堪称稀世珍宝。

尽管拥有不少稀世珍宝，但展览并未刻意强调它们的昂贵与价值。对此，主办方解释道：我们希望观众完整地感受忽必烈时代艺术的整体特点，而不是拘泥于某一两件物品。

美媒笔下的忽必烈时代

美国各大报纸都以相当篇幅报道了此次展览。尽管欧洲、日本此前曾举办过类似主题的展览，但如此大规模地展示元代文化发展的历史，在全球还是第一次。《纽约时报》的文章如是写道：忽必烈是位极具野心并性格复杂的人，他熟悉汉族文化。作为一名佛教徒，他对宗教充满兴趣。他在内蒙古建立了一个“世外桃源”——上都，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喜欢睡在皇宫后花园的帐篷里。尽管蒙古人的入侵对中原政治、经济、艺术文化等不可避免地的造成了很大伤害，但与此同时，蒙古人对汉族传统艺术也很尊重，因为他们希望通过文化的渠道让汉族人接受蒙古人的统治。

悬挂在展厅入口处的第一幅肖像画是忽必烈的皇后察必的画像，她圆圆的脸蛋，戴着红色高帽，帽子顶端汇聚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羽毛和珍珠。这种帽子在当时十分流行，据说，曾经有位来元朝觐见的使臣将一群头戴这种高帽的女子误认成手持长矛的士兵了。生活用品展示部分有很多黄金器具，因为蒙古人喜爱黄金、珠宝，因此，在元朝出席盛典时，贵宾们通常穿上金色衣服，上面最好还镶有宝石，以显示自己的身份。

而山西永乐宫屋顶正脊上的琉璃鸱吻则令人惊诧，美国媒体如是评论：“站在这尊高5英尺、橙色和海绿色相间的咆哮着的庞然大物前，你的眼光一定很难移开。”

《纽约时报》将元代形容成14世纪的百老汇，不仅拥有各种演出场地，戏剧形式也十分丰富，元杂剧、滑稽戏、歌舞杂耍都十分盛行。展品中有一个烧造十分精细的空心瓷枕，绘于底部凹处的图画是道士们正在进行宴饮，还有杂耍表演，整个图画呈现出一种戏剧化的视觉效果。

展览的第二部分展示的是元代的宗教艺术。忽必烈在察必的影响下，信仰藏传佛教。展览体现了元代道教、藏传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的融合。其中一幅水墨画中，两个罗汉一位身穿传统的汉族服饰，另一位则穿着宽松长袍、黑皮肤、虬髯，并有一双幽蓝的眸子，很像是中亚地区的僧侣肖像。另一尊印度教风格的雕塑后方，则能看到一幅伊斯兰书法作品和一个十字架。这种交汇、融合的风格在元朝并不少见。

《纽约时报》评论，在第三部分书画艺术的展示中，正如展览标题“元代革命：艺术与朝代更迭”所展示的那样，忽必烈掌握皇权后，不再实行科举制度，汉族知识分子完全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艺术家也在其中。作为反抗，他们创建了一个新的绘画流派，倾向于个人的抽象的自我表达，并将其与书法艺术紧密结合起来，这种“反抗的艺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赵孟頫的《红衣僧人图》属于自然主义作品，带着浓厚的历史气息。作为南宋遗逸而出仕元朝，赵孟頫备受同时代人争议。或许他只是希望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为汉族艺术争取最大的空间；或许他只是希望一个稳定的创作环境。以倪瓒为首的同时代文人则对蒙古政权非常抵制，他们常常坐着小船，四处漂泊，因此他们的画作中，常常会出现小河、天空、光秃秃的树木等形象。

一位中国专家表示，蒙古人实行种族歧视和制度上的双重标准，让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感到非常痛苦。毫不夸张地说，艺术家和学者们无处不在的卑微感和挫折感以及他们对当时环境的反映，造就了忽必烈时代独特的文化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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