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闲话

□林伟光

因为同为潮人，于秦牧就有一份特别的，或者说是亲切也恰当的情愫，或因此就格外地关注，同时也派生出了一份深沉的叹惋。此话怎说？不错，从文学所达到的成就，秦牧可列于大家，不可谓不高，但关键之处是他有才华可以超迈大家，跻身大师之林，但却令人叹惋地擦身而过。

我这么说多少是要冒些风险的，因为尤其在广东，许多的场合上，秦牧已经被冠以“散文大师”之徽号了———可惜还不是文学大师，然而，在更大的范围，例如全国或者文学史上呢？好像仍未得到确认。不错，他曾经与杨朔、刘白羽，并称为“当代散文三大家”，但也仅仅“大家”而已。何况这“当代”在当前的颠覆语境下，多少已打了些折扣，准确说，应该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短短几年，其时固不像后来浩劫的“万马齐喑”，却很难说是十分宽松的理想辰光。虽然当局倡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刚刚过去的噩梦，多多少少仍有些令人心有余悸，即使以上之“三大家”，也只能置事实于不顾，如善颂的百灵，婉转而歌。———这也成了他们创作十分明显的局限，因此，当历史淘尽浮沙，时移境迁之后的今天，他们也就无法摆脱人们的诟病了。这是包括秦牧的“当代散文三大家”的悲哀，是自身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作家的悲哀。

虽然有人说，作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这话不错，但标准或许太高了，没有几个真的能达到；不过，要求作家坚持自己独立的观察与思考，不做任何形式的传声筒或应声虫，应该是不算过分的要求。你可以不高瞻远瞩，但由于你的真诚与真实的反映，你的作品可能散发出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当然，我们并不能否定秦牧们笔下所反映的也有若干的真实性，但这真实或者只是表面，或者局部，甚至是粉饰出来的真实，这种真实只是虚假的真实。也不只是他们，阅读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文章，大多都有这么一种情况，显得矫情，不过他们表现得更加集中突出而已。当然，倘以秦牧与另外两位比，秦牧似乎要稍高一筹，毕竟与他们泛滥的诗情不同，他多少坚持了自己的风格，以一种在当时来说，应该算得“另类”的思辨与知识的文风，给我们营造出一份洋溢着理趣情趣乐趣的审美快乐。或许因此，秦牧的那本文艺评论散文《艺海拾贝》才得以一版再版，至今魅力不减。而另一篇《花城》的散文，也因对广州这座充满生机的南方城市的准确定位和描写，而使它拥有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量，广州因此又有了“花城”之誉。因一篇文章成就一座城市，固然不免夸饰，但一篇文章赋予一座城市艺术的美丽，却非秦牧之《花城》而何？

由于秦牧的独立性，或曰多少存在的，那种在当时显得较为“另类”的艺术风貌，他是最有可能成为“大师”的作家，应该说他也有这种深厚的艺术潜力，可惜由于时代的制约，以及自身的局限，———缺乏直面现实秉笔直书的勇气，他终于与“大师”无缘，这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叹惋终将留给历史一声沉重的叹息，一抹惘然的怅恨。

或曰浩劫之后，秦牧的创作并未停止，那时他仅58岁，应该仍然大有可为。是的，于他那也是一段难得的创作丰硕时光，据统计，从“沐春风”至他突然去世，十五六年间他出版的各类创作集有三十多种，其中包括他唯一的长篇小说《愤怒的海》。如此众多的作品，却始终未能奠定秦牧“大师”的地位，什么缘故呢？或者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不然，此时的秦牧所创作的，固不乏精彩精辟的力作，甚至个别思想的锐利性更强，但就总体而言，他的文学格局已定，不过是成熟与完善，所作的不是创造，甚至有些近乎收尾，而过多的社会事务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的创作。他终于未能够迎来人们所期待的艺术的巅峰，惜哉。

林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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