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者”需要法律来管吗

□ 刘敏

法学家们开始关注“第三者”问题了。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兰教授称，婚姻法学家们正在讨论如何追究“第三者”干扰婚姻关系的责任，“第三者”或会被追究侵犯配偶权的责任，无过错方有望要求过错方和“第三者”赔偿其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

“第三者”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术语。我估计婚姻法学家们一时也难以觅到严格的词语，只好把社会俗语将就用着再说。在民间，还有“小三”、“插足者”等说法，“狐狸精”之类说法也有之，这些用词的感情色彩不同，意思都与“第三者”差不多。

用什么词，反映的是某种制度或观念的本位制。比如将一类人归入“第三者”，反映出社会的婚姻本位制。再比如“外来人口”、“私生子”、“精神病人”这些词语，潜藏的意思，就是这类人群与某种本位制度或观念发生了抵触，视为不正常、不合法、不被保护，可能要加以排斥或限制。那么，那些制度或观念的本位制本身，是不是就是天然合理的呢？这并非不是一个问题。

婚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经济制度。在人们没有私有财产和财产观念之前，婚姻关系不存在，至少不可能制度化。一个直接证明是，离婚涉及到共同财产的分割，同居分手则不用。因此，法律保护婚姻关系，不是要去管理个人情感恋爱问题，而是要管理社会的财产关系。

婚姻法学家们提出，“第三者”和过错方要赔偿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精神上的损失最终恐怕仍要体现为货币或实物的经济形式，这种建议还是在婚姻作为经济制度的范围之内的。

当然，从经济上制裁“第三者”和过错方，也体现出在“第三者”问题上的法律调适困难，主要是定性困难。“第三者”干扰婚姻关系的行为，究竟是道德的，是法律的，还是经济的？很难说。行为的性质没有搞清楚的话，法律其实很难介入，介入也很难服众；然而，如果法律非要介入的话，就只能绕开定性问题，而选择定量方式，而且只能是经济上的定量方式——金钱、房子、车子等等，不可能把别人抓去量刑坐牢。

事实上，法律有什么必要去直接介入和管理“第三者”问题呢？既然婚姻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制度，那么婚姻受到干扰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交给市场去解决。

在这里，市场具体指夫妻双方。比如说，夫妻可以签订婚姻协议，双方就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达成契约。这在一些国家比较通行，我们知道，好莱坞那些富有的明星们常常这么干。法律不用强制夫妻必须签订这种协议，但夫妻基于自愿签订了，那么法律承认其法律效力，并保证契约得到尊重与执行即可。这跟保护市场合同没什么两样。

把话说开去。每个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伦理主题是不一样的，在有些国家，安乐死、堕胎、种族问题经常是能左右政府首脑选举的全民热题，但在我们这里，这些问题还不被视为问题，至少没有成为需要公开争论的问题，然而婚姻伦理、职业伦理、市场伦理问题常能引起热烈的争论。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从社会议题设置上看，是不是也能说明我们的社会仍处于基础领域的伦理重建阶段，当这一阶段完成了，或许安乐死、堕胎等问题也将继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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